也谈依法治国

王利明

依法治国与法治的概念在内涵上是相同的，因为法治本身表达了一种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注：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法治是保持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维系社会进步、保障人民福祉、促进经济繁荣的关键所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关于法治应成为我国社会所追求的目标的观点，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有关依法治国问题学术界曾展开过热烈讨论，本文对此将不作系统探讨，下面仅就立法、执法和司法中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依法治国，首先须有法可依。这就需要加强立法，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缺乏完备的法律体系，立法将是杂乱无章、相互冲突的，同时也会留下许多法律调整上的漏洞，进而严重影响执法的质量和效果，依法治国，也就无从谈起。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法律体系，王家福教授等曾在《论依法治国》一文中列举了应完善的法律包括九个方面，即宪法、行政法、经济法、行政诉讼法、民商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社会保障法。（注：王家福、李步云等：《论依法治国》，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这种概括是极为全面和精辟的。对此，
我个人深表赞同。但我认为，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值得探讨，这就是：在众多的经济立法中，应当突出哪个方面？是应强调民商立法及其原则和精神，还是应强调以政府部门的规章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行政立法以及其采纳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原则？这其实是关系到我国立法方向的重大原则问题。

笔者的观点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法律体系，应当是以民商法为重心的法律体系。这是因为，民商法作为调整各类平等主体间的交易关系，保护主体的合法权益的法律，乃是市场经济活动的最基本的规则，或者说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法。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是以法律，特别是民商法规则的健全程度为标志的。如果我们的经济是以平等、等价有偿以及自由竞争为内容，并由市场引导生产要素的自由流转和组合，则必然要加强民商法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尽快建立和健全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行为法、公司法、合伙法、保险法、破产法、证券法等法律制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没有健全的民商法律制度，就不可能形成成熟的市场经济。

民商法的重要性不只体现在它对市场经济关系的调整作用上，还表现在它对法治社会的建立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上。我国的社会实践以及学者们的研究都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即民商法以其对人格平等和自由的确认，对主体财产和人身权利的充分保护，对权利和义务相对应的要求，对交易安全的保障和对交易便捷的推动，为法治社会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中国步入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乃是民商法的完备和充分实施。只要我们不再是把法治作为手段，而是将其奉为社会发展的目标，那么，充分体现了现代法治价值的民商法在社会生活中即应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健全法制，很大程度上应当是指健全民商法。

应当看到，民商法与经济行政法都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两者的协调一致和有效的综合调整，是建立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基础。然而，民商法的许多规则及原则，有可能与政府部门的某些规章所确立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具体而言：

第一，民商法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它确认了公民和法人所享有的财产所有权、债权、人格权及知识产权等各项民事权利，并对这些权利实行平等的保护。因此，民商法被称为“权利法”或“保护权利的法律”。而政府部门所制定的许多规章，注重的是对被管理者的管理以及对被管理者从事某类民事活动的限制。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民事主体施加一定的限制是必要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整从来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限制过多或不合理，则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并且对公民或法人基于民商法所享有的合法权利造成不适当的限制。

第二，民商法充分体现了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原则。市场是由无数的交易行为构成的，而交易的法律形式便是合同。鼓励当事人缔结合法的契约并保障其实现，必然会促进交易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因此，市场经济必须以合同自由为其基本原则，必须确保民事主体在法定范围内根据自己的意思从事各种合法的民事行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大量民商法律的颁行，已使在计划体制下受到严格限制的交易当事人享有越来越多的合同自由。然而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在实际生活中，当事人的合同自由仍然受到了过多的限制和干预。（注：刘海年等编：《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
25页。）这些限制和干预，很多正是通过部门或地方的规章来实现的。许多规章的制定，就是为了确立对某类交易的许可和审批制度，而这些许可或审批又往往总是与收费联系在一起的。当然，我们历来强调合同自由是相对的，应当受到限制的，但政府对合同自由的干预应当适度、应当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如果交易的审批、许可过多，则当事人依据民商法所应享有的合同自由就会受到不合理的限制和妨碍。

第三，民商法充分尊重当事人所享有的财产权利。依据民法，所有人可在法定范围内依法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其财产；有权自己使用或消费其物，亦可将其财产出租、出让或设置抵押等。所有人有权获得在其财产上所产生的各种收益，凡是合法取得的财产，均受到我国民法的平等保护。不管所有人的经济形式或实力等是否存在差别，其所有权在民法上都应得到一体保护。由于财产所有权是市场交易的基础和前提，因而保护财产所有权、尊重所有人对其财产所享有的自由和利益，是维护交易秩序，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但是，目前许多行政规章在对公民或法人财产所有权、特别是不动产权利的行使和转让限制较多，某些限制也不完全合理（例如房屋租赁的强制备案及不备案将导致租赁合同无效等规定。）

民商法所奉行的上述原则和精神，正是市场经济所必不可少的规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新的法制基础。（注：刘海年，前引书，第22页。）对此，我国广大民商法学者已作出了充分的论证和说明。在经济立法方面，我们必须充分尊重和运用上述原则，如果我们的法律、法规、规章不能充分保护主体的权利，或对交易的发展未能起到促进作用或未能尊重交易当事人的必要的合同自由和财产权利，就根本不可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并促进社会的进步。这样的规范性文件即使制定再多，也不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在这样的法律、法规、规章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我们所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

我们所需要的，正是以民商法为重心的、充分保障市场主体的权利而不是动辄限制权利；充分尊重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合同自由而不是处处设卡；充分尊重市场主体依法取得的财产权利而不是对其财产自由施加不合理限制的法律。只有以这样的法律为重心而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才是我们所真正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我们强调立法质量，应当用上述原则和精神来衡量法律、法规、规章的内容，进而决定其质量。诚然，我们应当坚持经济行政法的国家干预原则，但国家的干预一定要适度，干预的对象要适当，不能过度地不适当地干预经济，妨害市场主体所必须享有的必要的民事权利和自由。当前我们正在抓紧制定合同法等法律，物权法的制定也已提上议事日程，笔者认为，仅仅制定这些单行的法律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加快民法典的制定工作，作为成文法系国家，法律体系建立的客观标准，应是各个重要法律、特别是民法的法典化。民法的法典化和系统化，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斯·韦伯所称的法的“形式合法性”（formal
rationality）。在民法典问世之前，很难说我们的法律体系是完备的。
二、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必须要切实贯彻依法行政。法治（Rule of Law
）的本来含义是指“法的统治”，即法居于国家与社会的统治地位，而不只是国家用法来治（Rule by law
），在真正的法治社会，国家机构本身也受法的统治，即受法的制约和监督，（注：参见郭道晖：《法的时代精神》，湖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499页。
）只有在政府的行政权力受到法的严格制约的情况下，才意味着法治的真正建立和完善。在实践中通常流行的所谓“权大于法”，很大程度上就是指行政权力大于法律、行政权力不受法律的制约，这显然是与法治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行政机关是国家机关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最大、与公民关系最密切，因而也是权力最大、机构最多、人数最众的一个部门。（注：应松年：《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载《法学》1996年第11期。）行政机关在社会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法行政。一方面，由于行政部门是主要的执法机构，法律赋予公民、法人的权利能否得到实现，为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而颁行的禁止性规定能否得到遵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机关的执法行为。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害行为的制止有赖于行政机关采取措施。如果行政机关勤政廉政、严格执法，自然会为全社会形成表率，法治的实现也就顺理成章。如果政府机关不严格执法，甚至循私舞弊、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欺压百姓，视法律为废纸，法的秩序也就荡然无存。在此情况下，也根本不可能要求公民守法。另一方面，行政机关握有强大的行政权力，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具有官本位思想传统的社会，崇尚权力比限制权力的观念在社会中更为流行。如果行政机关不能严格遵守法律，则其行政权力将很难受到限制，而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实践中出现的“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滥用权力等现象，都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难以保障严肃执行造成的。（注：参见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行政执法问题研究》，1995年，第44页。）尤其应该看到，行政机关在发挥其行政职能时，与公民、法人之间常常要形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此种关系是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行政机关发布行政命令、制订规章等规范性文件、解释行政法规等，都被认为是行政权的行使，而作为被管理者的公民、法人必须遵从。至于这些抽象的行政行为是否合理、合法，极少有人提出疑问。多年来，依法办事被认为仅仅只是司法机关的事情，行政部门不存在依法与否的问题。（注：应松年：《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载《法学》1996年第11期。）这说明依法行政需要克服许多观念上的障碍。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人治社会应当逐步向法治社会过渡，而这种过渡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依法行政的实现程度。应当看到，行政机关本身对行政效率的追求，行政管理采取首长负责制，行政活动中自由裁量的必要性都给依法行政带来了困难，（注：见肖扬主编：《依法治国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然而，这些困难丝毫不能减少依法行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实践证明，实行依法行政，保障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才能避免首长负责制下产生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实行依法行政，才能避免和减少各种行政违法行为及由此给公民、法人造成的损失，并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不过，要实行依法行政，首先必须树立如下观念：

第一，行政机关严格执法、守法观念。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行政权力，使其治理国家和社会，同时行政机关必须在法定的范围内并依循法定的程序行使权力，不管是实施抽象行政行为还是实施具体的行政行为，都必须依法进行。行政机关只有严格执法、守法，其权力本身才具有合法性，其行使权力的行为才是正当的。法治的含义在于人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在现代社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办事较之于普通民众的守法更为重要，因为“现代法治的精髓是官吏依法办事，只有官吏依法办事，接受法律的约束，才有法治可言。”（注：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
）诚如美国学者富勒所指出的：“法治的实质必然是在对公民发生作用时，政府应忠实地运用曾公布的应由公民遵守并决定是其权利和义务的规则，如果不是指这个意思，那就什么意思都没有。”（注：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律哲学》，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209页。）

第二，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在我国，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人民为了治理好自己的国家，需要通过经过科学分工的各个国家机关来行使权力。每个行政机关的权限应经过合理配置，其权限都必须是特定的、受到限制的，权力只有受到限制才能真正保障权力的正当行使。而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每一个机关都必须在法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自觉接受来自于其他国家机构及人民的监督。对行政权力实行有效的制衡，是保障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当然，行政机关也应当主动行使职权，放弃或不行使职权，也未履行其对国家和社会所应尽的责任。

第三，尊重并保障公民、法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公民所享有的民事权利是人权的法律化，必须受到政府的充分尊重。梁慧星教授指出，与专制主义、自然经济的集权型行政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法优位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应绝对优于一切个人利益，国家权力可不受任何限制，国家行为具有天然合理性；一切社会领域、一切社会关系均应受国家行政权力的支配”，（注：梁慧星：“须转变公法优位主义观念”，载1993年1月31日《法制日报》。
）而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则要求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按照法治的要求，握有公共权力的行政机关为实现对社会的治理，可以对社会公众施加义务约束，但各种义务的设定都必须以保护人民的法定权利为出发点，公共权力应以保障公民、法人的权利作为一切活动的宗旨。（注：参见郑成良等：“论依法治国之法理要义”，载刘海年主编，前引书，第127页。
）当公民的权利受到来自于政府的侵害以后，应有权获得政府的赔偿，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法治秩序。

应当看到，为实行依法行政，我国已先后制订了《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条例》、《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国家赔偿法》等法律、法规，并已在实施中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尤其是在《行政诉讼法》颁行以后，法院已可以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实行司法审查，这对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十分必要的。但在实践中，行政机关的活动离依法行政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行政“执法活动中乱立章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干扰执法、越权执法、滥施处罚、以罚代法、以罚代刑、徇私枉法、贪赃枉法、不履行法定职责等执法违法的现象仍然存在，有些现象表现得还相当突出。”（注：张民锋、傅斯来：《当前行政执法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行政执法问题研究》，第51页。）对此，笔者认为当前应急需解决如下问题：
刑事侦查中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地位和规范

杨新


近年来，由于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各地侦查机关在刑事侦查中广泛使用录音录像以固定证据，这在刑事诉讼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不过，它的使用也引起了相应的问题：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地位是什么？它的应用规范是什么？本文以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体系为理论基础，对同步录音录像加以分析，并总结出能应用于侦查实践的使用规则，以使所形成的视听资料作为证据能为审查起诉和审判机关所采纳。
一、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性质
同步录音录像是侦查机关在刑事侦查过程中，以同步录音录像方式记录侦查行为的诉讼活动；它所形成的是以录音磁带、录像带、电子计算机硬盘、光盘等为载体的，以用于刑事诉讼为目的的视听资料。司法实践中，同步录音录像记录的侦查活动包括：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被害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既然同步录音录像是记录侦查机关自身侦查活动的行为，那么侦查机关为什么要在侦查活动之外进行录音录像呢？
刑事诉讼中，录音录像早已为侦查机关所利用，而它在国外，基于各国法律的规定也不乏使用之规定。在我国1997年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视听资料是刑事诉讼证据的一种之后，同步录音录像随着录音录像证据的广泛使用也广泛发展起来。它产生时的典型形式是侦查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询问证人时，同步制作录音或者录像。这种形式的产生，是因为新刑事诉讼法摈弃了纠问式的庭审形式，而规定了控辩式的庭审形式，这种形式下，法庭更多地以犯罪嫌疑人和证人在法庭上的陈述作为采信的依据，这样侦查机关在刑事侦查阶段所取的犯罪嫌疑人交待和证人证言就潜在地存在着不稳定性。为了更好地固定证据，侦查机关在讯问和询问之外，又通过同步录音录像固定言词证据，这样在审判过程中，一旦被告人、证人翻供，可以当庭出示录音录像以证明其在侦查阶段所作的交待或证言的自然性、合法性、真实性。由于同步录音录像存在着客观性、动态直接性，所以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也逐步利用其记录其他的侦查活动，如搜查、扣押、勘检、检查，以固定侦查行为和相关的物证。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同步录音录像行为是一种侦查行为，是为证实案件事实，以记录讯问、询问、勘验、检查、扣押、搜查过程为手段，形成相应的视听资料为目的。
二、同步录音录像实施程序的规范形式内容
(一)、同步录音录像需要确定实施的规范形式
侦查机关在行使侦查权，查清犯罪事实过程中，当然要采取各种侦查行为，这些侦查行为中，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实施的法律程序的有：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等七种侦查行为，其他的侦查行为则是由侦查机关内部以规范性文件方式明确。上述七种侦查行为除通缉外，都是刑事证据产生的直接形式，可见立法者为了保证刑事证据本身的客观性、合法性，专门就收集证据的侦查行为作出了特别的约束。视听资料作为刑事证据中的一种，是新生事物，刑事诉讼法还没有对其收集程序加以规范。没有对其规范并不意味着它不需要规范，在司法实践中，它恰恰因为缺少规范性收集程序，导致侦查机关各行其是，公诉和审判部门各有标准，从而形成事实上的司法不统一。所以，视听资料作为证据材料，侦查机关在司法实践中亟需对它的取得方式加以总结、规范。对同步录音录像而言，这意味着侦查机关应当主动对同步录音录像这一侦查行为的实施程序加以规范，并与公诉、审判部门达成一致，最终使依据该规范产生的视听资料在程序上具有合法的特性。
(二)、同步录音录像的规范形式所必须包括的问题
所谓同步录音录像规范形式所必须包括的问题是指：同步录音录像时，其本身必须注意的规则，由它形成的视听资料中所必须包括的内容，只有在这些规则被遵守、内容被全部反映时，同步录音录像所产生的视听资料对刑事诉讼而言，才是具有客观性和可以采用的刑事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体制中，这些问题包括两个部分，即同步录音录像所针对的侦查行为的特性、同步录音录像本身技术上的客观性。
同步录音录像必须反映侦查行为本身的法律要求
同步录音录像必须反映侦查行为本身的法律要求，其含义是：被同步录音录像反映的侦查行为包括讯问、询问、勘验、检查、扣押和搜查，以上侦查行为，刑事诉讼法专门规定了它的实施程序，并且在实施这些侦查行为时，不同的侦查行为有着不同的法律要求，否则该侦查行为在法律上就存在着违规和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可能。因此，在同步录音录像时，必须要将侦查部门实施该侦查行为的合法程序表现出来。
同步录音录像技术上的客观性
同步录音录像技术上的客观性的含义在于：它必须要体现全面体现出讯问、询问、勘验检查、搜查等现场的全部和需要专门特别表现的局部，并且要克服录音录像本身所固有的画面局限性、清晰度差的问题。
三、讯问、询问、搜查中同步录音录像的规范性程序内容
由于同步录音录像能够反映不同的侦查行为，针对反映的侦查行为的不同，同步录音录像规范程序所必须包括的问题也不同。以下以讯问、询问和搜查为典型，对同步录音录像在实施时的规范形式和具体问题做逐一分析。
(一)、讯问犯罪嫌疑人
1、讯问犯罪嫌疑人中的法律要求
同步录音录像必须反映刑事诉讼法对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法律要求：（1）、刑事诉讼法第91、92、93、94条的规定；（2）、不能使用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3)、讯问开始前，必须要明确告知犯罪嫌疑人，正在对讯问进行同步录像；（4）、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可能脱逃、行凶、自杀、自伤或者其他危险行为的，不应使用戒具。
虽然主要涉及的规范只能以上这些，但由于刑事诉讼法对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法律规定有限，而侦查机关对讯问时的纪律性要求又多以禁止性规定为主，所以司法实践中有相当的一些问题缺少统一的认识，如讯问中的用语性规范、当犯罪嫌疑人以沉默对待讯问时的处理、辩诉交易等等，由于同步录音录像对讯问过程以纪实、全面的方式反映出来，这些问题亟需我们做出结论。本文限于篇幅，只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1)如何认识讯问过程中的违规行为。
侦查过程中以刑讯逼供和体罚为代表的违规行为，其内容可以分为两类：一、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采取了超越法律规定的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的措施，或者所采取的法定强制措施在超出犯罪嫌疑人所能承受的范围时还不及时中止，那么无论其是否以之作为犯罪嫌疑人交待的条件，都是违规行为；二、侦查人员将法律赋与犯罪嫌疑人的、不因其处于犯罪嫌疑人地位而受限制的利益，作为犯罪嫌疑人交待的条件或者是对其涉嫌行为的惩罚，这同样是违规行为。在这两种违规行为下，犯罪嫌疑人所做的任何交待当然无效。因此，同步录音录像过程中，侦查人员一方面不能有上述违规行为，另一方面在口头表达上也不能表露类似的意思，如“不老实就把你关起来”之类的话不能在讯问中使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同步录音录像过程中，犯罪嫌疑人交待的客观性。
(2)、侦查人员在讯问时，以辩诉交易的形式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相关问题的行为是否是诱供行为。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侦查机关是否能在讯问过程中，与犯罪嫌疑人进行辩诉交易，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这种行为在事实已经广泛使用。如检察机关在侦查贿赂案件过程中，常与涉嫌行贿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辩诉交易，以其对行贿问题的如实交待，换取侦查机关不对其涉嫌行贿或者其他犯罪或一般违法行为的不追究。在讯问涉嫌受贿、贪污的犯罪嫌疑人时，检察机关也常与其进行辩诉交易，以对涉嫌受贿、贪污问题的如实交待，换取对他其他轻罪或一般违法行为的不追究。应当说，讯问过程中，侦查人员进行的辩诉交易在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限定下，作为一种侦查策略，亟需规范。笔者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只要侦查人员所承诺给予犯罪嫌疑人的利益没有超出法律容许的范围，那么侦查人员所进行的辩诉交易行为就是合法行为，犯罪嫌疑人因此而做出的交待应当被认为是有效真实的。
2、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同步录音录像的技术要求
对讯问犯罪嫌疑人进行同步录音录像时，必须要从录音录像设备的设置上保证画面的客观性，使用上考虑与侦查的联系性。所谓客观性，即是录音录像要表现出讯问场景和过程的全面、细节和连续。以下以对讯问进行录像为例，就其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1)、就使用与侦查的联系性而言，是指录像行为应当有利于讯问工作。它的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两个部分：其一是讯问场所中尽可能减少录像人员，以有利于讯问中犯罪嫌疑人集中精力于讯问人员的提问。这意味着在侦查机关内部，进行同步录音录像时尽可能应当采取讯问室和监控室分离的方式。讯问室内的录像设备采用以可转动、变焦的摄像头，录像技术人员应当在监控室操作录像。第二是讯问室与监控室之间应有电话连接。当讯问在没有监控设备的看守所或者地方进行时，同步录音录像只能以单个摄录一体机来进行录像工作，这时的摄像技术人员也应当尽量地少，并且不能主动打断讯问，以保持讯问工作的连续性。当然，如果其他侦查人员能够自己运用监控设备，那么这将是最为适当的，这对于摄像人员与讯问人员形成默契是非常有利的。
(2)、就讯问场景的全面反映而言，由于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场景主要分为侦查机关内部的讯问室和看守所（对于其他地点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与看守所相同）两种，而且这两种环境都是以静态、封闭为特征的，所以在对录像设备的设置上应当尽可能考虑得全面。
当讯问在侦查机关内部的讯问室进行时，对整个讯问室的全面反映的具体要求如下：首先，摄像头以两个为宜(最好能够采用在固定墙壁上的摄像镜头)，两个摄像头的安置要求位置上相互补充、全面反映整个讯问室；其次，一个摄像头的录像范围应当包括正面反映犯罪嫌疑人的全身和局部，因此它应当以变焦镜头最为理想，另一个摄像头反映的范围应当包括能反映犯罪嫌疑人的背部和讯问人的正面。当讯问在没有监控设备的地方进行时，一般而言，这时摄像技术人员只能通过一台摄录一体机来进行录像，由于角度的限制，这个摄像过程必然是不能彻底全面包括讯问空间内所有的事务，所以在摄像机位的设计上，机位应当在墙角，摄像范围是包括两个讯问人员和犯罪嫌疑人的人像，其中犯罪嫌疑人的人像应当是正面或者正侧面，他的面部应当是摄像机的集中反映对象。
(3)、就讯问场景的细节反映而言，主要是全面反映犯罪嫌疑人在讯问过程中面部和身体的势态。对该细节的反映特别要包括：首先，犯罪嫌疑人面部、躯体表露在外的陈旧或新的伤痕，应当对其进行特写，并在讯问时提醒讯问人对该伤痕的产生原因提问；其次，讯问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对讯问做出的面部和躯体反映，当犯罪嫌疑人在讯问中要求起立并移动时，镜头应尽可能对其在讯问室内的移动能加以跟踪并反映其面部表情和躯体势态。
(4)、就讯问场景的连续性而言，主要是指同步录像要包括所针对的讯问的全过程，或者说同步录像要包括从讯问开始至结束的全过程。它的具体要求是：
①、对每一次讯问过程的录像必须要全面连续，不能因讯问和录像者个人的想法而对其部分记录。②、录像技术人员在录像的同时要制作录像记录，对录像过程中的情况加以全面反映。这个要求是由于要完整持续要体现讯问过程的全程性，仅就录像本身而言是难以达到的。首先是由于录像机位的相对固定性和讯问人和被讯问人的可移动性，讯问过程中，基于种种原因，他们离开录像范围难以避免的；其次，是由于录像过程中录像带录制时间是有限制的，换带会造成录制的中断；最后，录像本身是对外界环境有一定依赖的技术过程，如电压、灯光等等，当上述因素有突然的变化时，录像当然会有暂时的中止。所以，录像的绝对连续性在事实上是不可追求的，因而，录像技术人员在制作录像的同时应当同时制作录像记录，(讯问犯罪嫌疑人记录上也应对上述情况加以反映，这样才能对录像中录像中断从犯罪嫌疑人角度加以确认)该记录与录像共同反映录像的连续性。录像记录主要包括录像开始时间、中止时间和原因、犯罪嫌疑人离开录像范围的时间和原因、录像结束时间和原因，以及录像制作者的签字。
当然，以上的仅仅是一些原则性的要求，在司法实践中还会有一系列的问题，具体分述如下：
1、录像与讯问持续时间的关系。录像的目的是为了记录讯问，从这个角度而言，录像时间的长短取决讯问。然而，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讯问犯罪嫌疑人有着特殊的要求，即12小时传唤时间限制。基于这种限制，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基本上只能在两个地方，12小时之内在侦查机关讯问室，此后一旦采取了强制措施，则在看守所内进行讯问。由于看守所内的讯问有着看守人员的监督，因而现在对侦查机关讯问是否有违法违规行为的争议，常常集中于侦查机关讯问室内的讯问。因而笔者建议：(1)、对于处于12小时限制的讯问，侦查机关应当全程同步录像，即对其接受传唤受到讯问至离开检察机关的全过程加以录像，而不是仅对12小时传唤时间中某一次的讯问加以录像；(2)、处于12小时限制的讯问，应当在讯问一定时间后明确给犯罪嫌疑人以10-15分钟的休息时间，以避免被怀疑为疲劳讯问，形成讯问本身是否合法的争论；这也可以使录像技术人员有空隙更换录像带，以避免因更换录像带而造成不必要的录像内容缺损。
2、录像资料的保存。为保证同步录像形成的录像带母带不必要的磨损，应当同时制作两份，一份作为母带，由录像技术人员封存后转交档案管理人员管理，另一份作为证据（以复制件形式保存的录像可以考虑制作为VCD光盘形式以便于使用、保存），日常使用。对母带进行专门管理，是由于母带的保管不仅仅是一个保管问题，而是一个如何通过严格程序对刑事证据的原始性加以保护问题，所以母带的保管不宜采取侦查人员自行保管，而以制作复制件后，母带由录像技术人员转交侦查机关中的档案管理人员长期保管，形成保管记录为妥。在这种保管形式下，当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对录像资料复制件的真实性产生争议时，侦查机关所出示的母带由于其保管程序的完善，可以使母带的证明力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3、同步录像后，是否需要犯罪嫌疑人对录像加以确认或者封存。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基于笔录要求犯罪嫌疑人签字或盖章以及国外在询问时的作法而提出的，就我国司法实际而言，这种做法虽然可以保证同步录像的确定性，但不切实际。首先，我国刑事侦查阶段的讯问录像持续时间以数小时计算，在讯问犯罪嫌疑人后再让其将录像看完，必将耗去大量的时间，特别对传唤阶段来说，它导致侦查机关白白浪费12小时讯问时间；其次，在同步录像后，侦查机关因侦查和证据的需要，会对录像加以分析、复制和编辑，一旦录像在犯罪嫌疑人签字后封存，当然导致侦查机关无法对其再进行任何形式的利用，从而使同步录像行为失去应有的意义。
4、关于录像设备的选择。
在录像设备的选择上，应当以易于鉴定、录像时间长为标准。现在常用的随着技术的进步，硬盘录像机已经广泛应用，相对于普通录像机而言，它由于本身的大容量而受到欢迎，但它所产生的录像格式也易于修改，所以是否将其用于同步录像领域必须以本地是否能对其进行鉴定为标准，如果不能，那么还是以普通的录像带作为录像设备选择标准。
5、母带的保存问题。
录像带有保管时间限制，它因保管环境的不同而不同。虽然从刑事诉讼时限而言，录像带本身的保管时间对于侦查、起诉、一审和二审的时间要求是足够了，然而，由于档案管理的要求和具体情况的不同，有必要探讨如何能够长期保管录像带。要长期保管录像带，在目前技术条件下，最为简单有效的方式是将录像带转制为VCD等形式的光盘。就保全视听资料的程序而言，为了保证它的原始性，在将母带转制为VCD格式的光盘时，应当请辩方的代理人(如果是审判阶段，可以请法院法官)在场监督保存过程，并制作转制记录；如果辩方经通知不到场的，那么控方在制作转制记录时应当对辩方不到场的情况加以明确。
6、关于同步录像的剪辑问题。由于讯问犯罪嫌疑人以小时计算时间，所以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出示同步录像时，也是从头到尾地全面看一遍是没有效率的，所以有必要对同步录像进行剪辑。对剪辑的要求如下：(1)、剪辑只能在同步录像复制件上进行；(2)、剪辑不能代替同步录像本身；(3)、剪辑只是对录像加以剪辑而不是对录像内容进行变更；(4)、剪辑者以录像技术人员和侦查人员共同进行；(5)、剪辑要作记录，从而使使用者可以确定剪辑是否对录像的实质内容加以变更。
(二)、询问证人
1、询问证人中的法律要求
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询问证人主要有以下要求：(1)、刑事诉讼法第97、98条的规定；(2)、要告知正在对其进行同步录像。
2、询问证人时，同步录音录像的技术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