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区别
徐州师范大学法律政治学院2002级法学（3）班 刘炳杰

[内容摘要]：“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是否相同”这个命题困扰学界多年，本文主要通过考察《法哲学论》一书提出的观点，运用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的方法，在肯定两者是具有本质不同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两者还具有有无斗争性和存在的时间段的不同的地方。

[关键词]：自然法的本质、儒家法的本质、斗争性、存在的时间段

“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是相同”的定论大概肇始于维新巨子梁启超先生的观点。[1]此后，法学界对于两者的本质关系皆以梁先生论断为准。近来，学界始有不同的声音，其中论证最具有权威性的莫过于吕世伦教授主编的《法哲学论》（在该书的第16章重点比较了两者的本质不同的地方）。伯恩.魏德士教授在其《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出版）一文中认为，法学理论的生命在于批判和为新的替代性的理论做铺垫。因此，对于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笔者通过比较梁启超先生和吕世伦教授的观点和论证发现，梁启超先生在论证时其实只注重了两者的外在表现而忽视了其内在的不同（但笔者以为，由于当时中国对于国外的理论的认识尚处于一种起步阶段，国内研究的力量很不足，加之可以掌握的资料匮乏而导致的，所以，梁启超先生当时有此认识已属不易，我们不能以今日之标准苛求梁启超先生。），而吕世伦教授提出的观点是在中国学界对国外的理论基本透彻的基础之上。所以，笔者认为，吕世伦教授结论是在肯定了梁启超先生在形式上基本相同的论调的基础之上，在实质上对两者进行比较的结果，可以说是前者观点的进一步的演化和深入。但是，笔者也发现，对于这个问题，学界还不是很重视，偶有像吕世伦教授这样较真的人谈到这个问题也是一笔带过，泛泛而谈。笔者对于这个问题基本上赞同吕世伦教授的观点，但是，对于其中的一些问题，笔者认为还有待于商榷和进一步深入研究。黄仁宇先生在其《万历十五年》提出的基本论调是希望看待历史事件要用“大历史观”，这样才能够更加清晰地看清历史的真相。所以，笔者在本文也采用黄仁宇先生的方法来考察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是否相同这个问题。

一、对《法哲学论》一文的回顾

西方的法哲学思想发端于古希腊，而作为西方法哲学中资历最老的自然法也自然诞生于古希腊。据学界考证，最早使用自然法概念的是古希腊的思想家，但是真正把自然法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一种学说的是斯多葛学派[2]。吕世伦教授在《法哲学论》一书中大致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证两者的不同的。笔者想结合吕世伦教授提出的论证，在现有的论证的基础之上从其他角度重新尝试做个论证。

（一）、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角度论证了西方自然法是天人分离，而中国儒家法是天人合一的区别。[3]

“西方自然法观念是以天人分离为前提，并通过逻辑的方法加以认识和认证的”。[4]实际上，早在公元前500多年的古希腊，就有思想家赫拉克利特提出了“逻各斯”（也即逻辑）这一范畴。在当时，逻各斯就是指万物变化的普遍的成度，指贯穿于一切运动变化中的共有的、常往不变的、永恒存在的东西，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必然性”或者“命运”。[5]当时的自然法学说是以以下两个根本观念为基础的。

首先，是对自然、自然法则的崇拜与信仰。对于这一点，我们大可以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主要是荷马史诗）中看出。这种宗教信仰与中国的传统的宗教信仰不同，笔者认为我们不妨可以称之为“混合的宗教信仰”。一方面、它承认奥林匹克众神，尤其是宙斯对人的权威。认为当时的法是由诸神颁布，通过神意的启示为人类所知的。另一方面，它又相信人和神（即使是“众神之王”的宙斯也不例外）都要受某种运命的支配。我们在上面谈到“逻各斯”时已经发现，“逻各斯”就是“命运”。另外，在西方，神其实是跟人一样，都是具有人格的主体。所以，吕世伦教授提出的自然法是“天人分离”的观点中的“天”即为“运命”（或者说是“自然法则”，抑或者说是“命运”），而人则包括了神在内的一切人类。因而，西方最早的自然法的本质实际上是自然的理性。

其次，早在伯里克利时代（公元前461-前429年）已经形成了宗教性法与世俗性法并存的二元论思想。博登海默教授在其《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就曾经生动的描述了古希腊的悲剧《安提戈涅》。因此，“天人分离”也必然意味着自然法与人定法的分离。

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儒家法是以“天人合一”为前提，通过经验来认识的。所以，在儒家那里，“天道”（或者说是“天法”）存在于圣贤书，寓居于“先王之法”中。理所当然地，后人只要苦读圣贤书或者谨遵“先王之法”即可获取“天道”。此外，在中国，君主就是“天子”（上天的儿子），而“天”就是“神”，因此，儒家追求“天人合一”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自然法是先验的，而儒家法是经验的。[6]

对于“西方自然法是先验的，而儒家法是经验的”这个论证，中国学者往往忽视从宗教角度来看待这个差异。但是，宗教在西方是一种历史渊远、影响巨大，而且是西方文明或者说是文化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分，忽视西方宗教的影响是论证不充分的表现。

西方社会对宗教的狂热信仰是我们中国所无法比拟的，虽然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从来是对宗教采取宽容的政策，但是民众对宗教的信仰程度却并没有因为统治阶级的宽容政策而泛滥[7]。在西方，人对自然法的信仰来源于对宗教的信仰，人只要信仰了宗教，那么对于自然法就不用去认证了，就自然而然的被接受了。伯恩.魏德士教授认为，宗教信仰只有对于宗教分子才能言，在他们眼里，宗教信仰就是客观的，是不需要论证的。

儒家法与西方不同，因为上述我们已经提到了，中国的宗教信仰程度不如西方，所以，儒家法难以靠先验来认证，而需要通过先知圣贤通过躬身体验的实践来获取。

（三）、自然法是人定法的评断标准，是与人定法对立而存在，它一般不直接进入司法领域，而儒家法强调的“天道”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可以直接进入司法领域。[8]

对于西方自然法的这一特点，我们基本上也大可从《安提戈涅》中感知。安提戈涅在回答国王的问题时是这样回答的：

人们不知今天与昨天

但生命永恒：（无人能确定自己的生日）

我并惧怕任何人的狂怒，

（和革冒神的报复）因为蔑视的缘故。

在中国古代的儒家法中强调“天人合一”，人的行为应该顺应“天道”，“天道”是最高行为准则，当法律没有相应的条文调整时就可以用“天道”来调整。所以，中国古代儒家强调“礼”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二、对《法哲学论》一文不足的反思

用“大历史观”来看待西方的自然法的发展，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古希腊时期），自然法的本质就是自然的理性，此时的自然法叫“古代自然法”。第二阶段（中世纪），自然法的本质就是上帝意志的体现，此时的自然法叫“神学自然法”。第三阶段（近代），自然法的本质就是人的理性--自由、平等、人权和财产权等等的体现，此时的自然法叫“古典自然法”[9]。第四阶段（二战后），这个阶段我们称之为“新自然法学”。而如果用“大历史观”来看待中国儒家法的话，也可以划分若干个阶段。《法哲学论》一文忽视了两者的这一前后变化，而主要在静态的层面上将两者作了个比较，因此，这种论证从历史的向度上讲是论证的不充分。基于此，笔者结合自身的所学与认识，从动态上宏观地比较认为两者有以下两个本质的不同。

（一）、西方自然法具有斗争和革命的性质，而儒家法则不具备这一性质。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民间艺人管理工作的暂行规定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民间艺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队伍的组成部分，是活跃人民文化生活，进行宣传教育的一支力量。为了充分发挥民间艺人的积极作用，使其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应加强对他们的管理。总的原则是，要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要加强管理，积极引导，因地
制宜，区别对待。根据我省具体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一、民间艺人系指长期以演出书曲、二人转、杂技、皮影等民间艺术为职业的艺人。
二、民间艺人登记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热受社会主义，遵守政府法令，执行民间艺人管理工作各项规定；
2、具有一项民间艺术专长，能演出或掌握一定数量的内容积极健康的剧（曲）目；
3、有一定的表演说唱水平，具备从事营业演出的业务能力；
4、作风正派。
凡是具备上述条件的，由个人向所在单位（生产大队、街道）申请，取得同意后，经公社签置意见，报县一级文化主管部门考核登记，发给职业民间艺术证或半职业民间艺人证。
三、民间艺人进行营业性演出，须向县（市、区）文艺主管部门申请，批准后发给演出证。能就近就地组织合作演出的，发给集体演出证。无证不准演出。严禁私自搭班演出。半职业民间艺人发给定期演出证，但一定要坚持“农忙务农、农闲从艺”，不准搞长年演出。
民间艺人证件，每年须经所在县（市、区）文化主管部门考核复查后，方可继续使用。对违反民间艺人管理暂行规定，又屡教不改者，不予重新登记，停发演出证。
四、职业民间艺人的演出活动范围，一般应限定在本县（市、区）范围内，要赴外县演出，须由县（市、区）文化主管部门批准介绍，并须先征得前往演出县（市、区）文化主管部门同意。半职业民间艺人原则上在本公社演出，如需要到邻县演出，须经公社文化站批准（没有文化站的
地方要经公社批准），并征得前往演出公社同意。无论是职业或半职业民间艺人，未经批准，不准擅自出社、出县演出。在进行营业演出时，都要认真填写《民间艺人演出手册》（时间、地点、场次、节目、收费），由接待单位签字备查。凡系外地民间艺人来我省演出，必须持有演出证，
并由所在县（市、区）文化局具函介绍，经我省有关县（市、区）文化局同意，在指定地点进行演出。任何单位不得擅自接待演出。
五、持有演出证的民间艺人在活动范围内的正常演出，各方面应给予支持，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无故阻挠或刁难。严禁乱点坏节目要求艺人演唱，艺人遇到这种情况有权拒演。
六、各地文化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上演剧（曲）目的管理，协助民间艺人努力丰富上演剧（曲）目，提高演出质量。要积极提倡创作、改编和演出现代题材的节目。演出传统剧目，必须经过加工整理或改编。要坚持演出内容积极向上和演出形式优美健康的节目，杜绝演出那些宣传封建迷
信、荒诞淫秽、色情恐怖的有害群众身心健康的节目。要净化民间艺术舞台。演出节目，应向当地文化主管部门登记备案，并写入民间艺人证内。
七、民间艺人的演出收费，要根据演出节目质量和当地经济状况等，由所在县（市、区）文化主管部门确定，不准擅自提高收费标准，增加群众负担。民间艺人在书曲社、俱乐部等场所演出要按照剧场演出规定分成。民间艺人要向登记所在地的文化主管部门，或是民间艺人管理委员会
缴纳管理费，目前暂按总收入的百分之五提取。管理费主要用于民间艺人的开会学习、培训辅导、供应演唱材料等公益事业，不得挪作他用。任何部门不得另外收缴其它费用。
八、各级文化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民间艺人管理工作，设有专人兼管，或责成文化馆、站、社镇文教助理实施本规定。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经教育不改的，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缴销艺人证、演出证件。各地文化主管部门和文化馆、站或民间艺人管理委员会，要通过开展定期
学习、举办训练班、观摩会、座谈会和评奖等活动，提高民间艺人的政治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使其不断丰富上演节目，提高演出质量，更好地发挥文化宣传教育作用。
九、本规定的未尽事宜，各地（市、州）、县（市、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不违背本规定的原则下，作出相应的补充规定。在文化部下达有关民间艺人管理工作规定之前，均以本规定为准。



1981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