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降低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法理分析

作者：赵杰
单位：北京理工大学法学系


内容简介：即将于2006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降低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市场准入门槛，尤其降低了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对此,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观点。本文将从法学理念和比较法的角度论述降低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原因和其意义。

关键词：公司法 注册资本 法学理念 比较法

一 问题的提出.

新〈〈公司法〉〉降低了公司的市场准入门槛，尤其降低了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新〈〈公司法〉〉第26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三万元”。第81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五百万元”。我国原〈〈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分为四种情况，但其中最低的也为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00万元。新〈〈公司法〉〉的规定，很明显，降低了设立一个公司的条件，有利于鼓励人们参与市场活动。但是，根据哲学原理，任何事物都是两方面的，经过这样大踏步地改动之后，会不会导致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但是又将如何保障其他社会主体的利益，我们将如何进行规治。本文将对此从法理和比较法的角度对此进行论述。

二 从法理角度对此项规定进行分析。

（一）法与市场经济效益。
1．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此项规定存在和发展的土壤。
“法根源于一定的经济基础”（1）这一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在法学领域的科学运用。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环境中出现的现象应当而且必须有法律来规制。自由是企业的天性。可以说，没有自由，就没有企业。在经济理论上，自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以来，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者还是新自由主义者都在不断重复这一观念，并且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实现这种企业自由的最佳方式就是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我国改革开放将近三十年，人们手中的闲散资金较多。众所周知，只有将资金置于社会交易中，才能形成资本，才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突显更大的经济效益。原规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在现在情况下有些过高，因此，降低资本门槛是必要的。
２．法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
　法对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起引导，促进和保障作用。新《公司法》此项规定，正如前文所说，大踏步地降低了公司的市场准入门槛。在法定资本制度下，公司的初始股本必须达到法定最低限额，公 司的注册资本采取实缴制。这种要求被认为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启动和维持公司的营运；二是对债权人的一种保障。但是，最低注册资本要求和出资实缴制不仅加大了设立公司的难度，而且妨碍了公司的灵活经营。此项规定，无疑会使公司的设立更多有效率，更加节约社会成本，从而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法与社会效率和社会公平。
　　　１．法律配置上的效率意味着：在整个法律价值体系中，效率价值通常居于优先位价，是配置社会资源的首要标准。公司设立门槛过高，会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即在社会大部分人处在“中产阶层”或“低产阶层”时，法律只允许“高产阶层”设立公司，从而有更多的机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这也显然是不公平的。在现代社会中，法以权利为本位，而不是以义务为本位。同属于社会中的人，法律应当最大限度地赋予每个人设立公司的可能性。正如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科斯所说：“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安排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价值。”（2）公司注册资本过高，无疑会剥夺一部分想设立公司而又无法聚集起那么多资金的人。而且，其中有一部分会花费很多精力去筹集资本，这样，会浪费社会资源，造成社会效率的低下，当然也就不能为社会创造出更多财富。
２．1993年的着重保护的是国有企业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着重强调国家的利益。这必然不利于融资，降低公民投资的积极性。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分析，我们每个人都和国家达成一个契约，契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具有平等性，而此时，契约双方显失公平，公平的天平向一方倾斜，这就会造成利益受损失的一方积极性不高，不愿意投入到社会进步的洪流当中，最终还是会损害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三）立法观念的转变。
　１．突破了从“身份到契约”的飞跃。我们看到，本次的修订有很多令人鼓舞和钦佩的突破和创新。其中最重要的立法理念和立法指导思想的创新，是立法目标和价值目标的重新认识和调整。1993年的是一部“身份法”，在立法理念上倾向于为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服务，很多方面都有为国有企业量身定做的痕迹。而当前，国有企业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规定无需再偏向于国有企业，而应对所有的企业一起对待，更多地从理念的先进性和立法的科学性进行考虑，其实这也是制定法律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因 素。新的从国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甚至从中国人传统思想中，国家在任何情形下都高于过人，重视公权，轻视私权中解放出来，全面贯彻契约自由的精神和公司自治的理念，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伟大转变。
２．从投资的角度来看，1993年的是一部“限权法”强调“安全压倒一切”，“稳定是工作重心”，漠视民间投资需求，在鼓励民间投资上呈现出严重供需不足的现象。传统意义上的是发球民商法的范畴，而民商法是确权法，而不是限权法，原与此基本原则是相冲突的。新规定赋予了公民更大的自主权，切实使公司行使自己应有的权利。如果说自由是企业的精髓和灵魂，那么自由主义就是公司法的精髓和灵魂。自由主义应当成为公司法的基础和支点。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法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清楚地论证。法经济学家将公司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来分析，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合同安排，是一种由众多因素构成的集合，它们共同受到一种复杂的合同链条的约束。 根据“契约关系理论”，公司法基本上是一种任意法，政府或者立法机构不应通过制定法形式将强制性规范强加于公司。因为这种强制性规范与代表自由企业与自由市场的契约关系理念背道而驰。公司法充其量只是为公司提供一种可供参考的“示范规则”。对此，我们虽然不会天真地相信公司法应该完全清除强制性规范，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也确实为我们重新认识公司及公司法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四）现代理性社会理性人的理性思维。
　１．降低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并不意味着公司的大量出现。
　有很多学者担心，降低资本门槛后，在短时间内很出现很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使社会处于一个无序的状态。笔者认为，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法律虽然降低了资本门槛，但人们在设立公司时，会考虑到其利益的需求。“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人们不得不作出选择：他们必须决定生产什么和消费什么。”（3）三万元在很多人手中并不能算什么，但理性人都会考虑到，我用这三万元成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后，其以后的经营状况是怎样的。俗话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通过理性思维，每个人都会考虑到公司成立后的经营范围，管理状况，经营业绩等一系列未知数。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风险无处不在，风险无处不有。“理性的人事实上只是一个在排除极端行为研 究中懂得权衡利弊的普通人。”（4）我投入了最低三万元，但我耗尽精力去经营，这三万元最终给什么回报，是个求知数。有如美国的某些州一元钱就可设立一个公司，但公司也没有遍地开花，因为一元钱不算什么，但成立之后公司如果经营状况不景气，是会被有关部门查处的。
　２．此规定没有失去对债权人的保障。
在法定资本制度下，公司的初始股本必须达到法定最低限额，公司的注册资本采取实缴制。这种要求被认为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启动和维持公司的营运；二是对债权人的一种保障。但是，最低注册资本要求和出资实缴制不仅加大了设立公司的难度，而且妨碍了公司的灵活经营。有鉴于此，英美国家率先废除了法定资本制，改而采用较为自由的授权资本制度，用以弥补法定资本制的不足和缺陷。现今大陆法系国家也开始仿效英美国家，废除法定制本制，采取授权资本制。比较而言，授权资本制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在这种资本制度下，企业的设立不会因为资金一次不到位而受影响；企业运行过程中如果需要增加资本，也不需要再行召开股东会，董事会在授权的范围内就可以自行决定。我国现行公司法不仅维持了法定最低资本限额，而且实行的是实缴制。如果我国公司法放弃法定资本制，改采授权资本制，将有利于促进企业融资和经营自由化。
在资本制度方面，虽然新从降低法定最低资本数额、放弃对无形资产出资比例的限制等方面作了若干更新，但是，恪守法定资本制仍然是新资本制度的一大特点。从事实务的人士都知道，中国公司的注册资本只代表公司原创时或各增资时段上的股东出资，除此之外再无任何其他意义。自公司开始运营的第一天起，公司的资产负债就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任何稍具智商的交易者，都不会只关注公司的注册资本而忽略其当期资产净值。而且，在和一个公司打资产时，肯定会查一下该公司的经营范围，经营业绩，债务情况，人员情况等。如在美国，只要花上几十美元，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弄到手，对于一些“资料不详”的公司，就会避而远之。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我国还必须建立相应的互联网体系和信用体系。
三　从比较法角度分析此项规定的合理性。
（一） 基于国际大背景的考虑。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掀起了风起云涌的修改过程。美国于1991年制定了蓝本，对各州立法产生了深远影 响。日本的公司立法更为频繁，在90年代短短10年间，就经历了1990年，1993年，1997年，1998年，1999年和2000年７次修改，修改成为世界潮流。当然，修改一部法律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基本国际国内大背景现实的。我国也应当适当国际国内环境，对进行修改，使其立足于国内现实，适应国际环境。
　（二）降低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之后，与信守法定资本制相伴出现的另一情形是，一些公司的创办人在注册时大肆玩弄虚假出资或者在公司存续期间恶意抽逃注册资本，使公司的注册资本更加成为没有实际意义的符号。偏激地说，这些年不少“资本家”因注册资本虚假与抽逃罪（而不是侵占罪）锒铛入狱，既是他们的悲哀，也是我国资本制度的悲哀。
笔者认为，至少就有限责任公司而言，面对很难真实的注册资本，我们不妨干脆引入英美国家的授权资本制，或者，重新启用似乎已经过时了的保证有限责任公司制，使资本制度更加务实、更加灵活、也更加贴近经济生活的现实，更加符合创业投资的一般规律。
（三）国家公司法我们在以往的制度上过度重视了资本的信用。在债权人利益和交易安全上过多地寄望于严格的资本制度的规定。其中包括最低资本额的限制。公司实际的经营活动还有我们这些年来所经历的实践表明：好象资本并没有发生我们所期待它所发生的作用，很多公司的破产倒闭，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实现，于是我们发现，原来公司法所设计的那套严格的资本制度并没有发挥公正的或者说所期待的作用，却反过来只是限制了很多投资者的行为，遏制了很多公司的设立。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为了保障债权人的利益，设置了严格的限制，而这个限制有没有达到它所希望的目标，反过来造成的副作用是遏制了公司的行为和需求，影响了很多公司的设立和发展，这时就需要检讨这个制度包括它的理论，包括这个公司法以资本信用所建筑的这套体系是不是有严格的整体调整的需要，我认为公司的信用与资本有关系，但不应该全部的在于资本。也许公司所实际拥有的资产更是决定公司信用的更根本的要素。我们公司法的制度，不仅应该注意公司设立时的资本、静态的资本，更应该关注公司设立之后，它的资产的演变和变化。应该围绕公司的资产建立一套更为周密的一套制度和规则来实现对债权人和交易安全的保护。如果一来，我们原来对资本的严格的要求，包括那个高高的门槛，包括由资本决定的股东出资方式的严格限制，都是可以放宽甚至最终取消的。实际上很多国家也很注意债权人保护和交易安全，但并没有最低资本额的要求，也没有像我们这样一套严格的资本制度。美国香港在理论上，办一个一美元一港币的公司都是有可能的。那么它们的交易安全由谁去保障呢？没有，肯定是有别的制度在起作用。所以我们应反思：也许我们的资本制度的确存在改革的需要。这次公司法修改，在资本制度方面，包括股东出资、股份回购、反投资这样的制度能够取得突破的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关于资本信用和作用的认识问题。
（四）与美国情况相比较。
　在美国，取消了最低资本额之后，必然会出现很多“皮包公司”。因为任何人只要能够出得起几百元的注册费就可以成立一家公司，然后自封为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装一部电话，印几张名片和信纸信封，就可以出去招摇撞骗了。对于跟公司打交道的企业和个人来说，受骗的风险确实增加了。可是即使有了$1000的最低资本额保护，风险并没有多少差别。为了避免损失，最好的方法是自我保护。在跟任何一家从未打过交道的公司来往时，企业或个人均应该先调查对方公司的“资信”情况。此外，美国还有一些记录公司资产和信誉的专门数据库。任何人只要有电脑和一根电话线跟网络联接，一次仅需几十美元，查询时只要在键盘上输入对方公司的名称和注册地点，与公司有关的资料即出现在屏幕上并可以打印出来。在中国公司与美国公司的交往中，中国公司被对方骗取巨款潜逃的案子时有所闻。这类经济诈骗案之所以能够成功，往往是因为中国公司的主管人员不了解美国公司法，以为经过亲戚，朋友，熟人介绍就不应该有问题，不调查对方的资信情况就签约成交。
因此，借鉴美国的情况，要更好地维护好，贯彻好我们的这一规定，一要改变人们的观念，在交易活动中，要信守合同，要切实调查，不能依赖于人情，人情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法律在很大程度是不讲“道德”的。第二，要建立相应的信用体系和互联网体系，以便于人们查询。
四　结语
　上文主要从法学理念和比较法的角度对我国中降低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规定进行了论述。笔者认为，此规定是合理的，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融资，鼓励社会交易，并能够创造出更大的社会财富，是良法，是现代观念之法。但是，我们从外国的法律制度中也应当有所借鉴，即如果使该法律规定能够更好地贯彻执行，还必须要求人们加强市场经济观念，完善市场机制，建立相应的市场体系。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2）[美]科斯 著 盛洪等译。《企业市场和法律》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 第95页。
(3) [加拿大]布莱恩R，柴芬斯 著 林华伟，魏?F译。《公司法：理论，结构和动作》 法律出版社 2000年4月版 第2页
（4）[加拿大]布莱恩R，柴芬斯 著 林华伟，魏?F译。《公司法：理论，结构和动作》 法律出版社 2000年4月版 第3页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意见
国发〔2006〕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2004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发〔2004〕17号）精神，积极稳妥地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当前，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已进入关键时期，为妥善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中央确定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总体目标和基本思路，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健全体制机制，加大改革力度，确保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快推进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切实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一）切实使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依法加强对全社会粮食市场主体的指导、监督、检查和服务，不得直接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粮食购销企业要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进一步规范政府调控与企业经营之间的关系，政府可根据粮食宏观调控的需要，委托具备资质的粮食购销企业承担相关政策性业务，并按确定的标准给予补贴。继续发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主渠道作用，增强政府对粮食市场的调控能力。
　　（二）加快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组织结构创新。在粮食主产区的产粮大县，可以现有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为基础，通过改制重组，因地制宜地组建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公司制粮食购销企业。在非粮食主产区和主产区的非产粮大县，也要保留必要的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粮食购销企业。支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进行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资产重组，鼓励各种资本参与企业改组改造，以资产为纽带，逐步培育若干个大型粮食企业集团。对小型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可以通过改组联合、股份合作、资产重组、授权经营等多种形式放开搞活。
　　（三）规范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各地在推进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要按照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督的原则，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经营和监管的有效形式，明确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改制后的国有独资、国有控股粮食购销企业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实行规范运作。农业发展银行要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订促进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信贷管理措施。
　　（四）大力发展粮食产业化经营。积极培育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快以粮食购销、加工企业为龙头的粮食产业化体系建设，鼓励和发展粮食订单生产、订单收购，引导企业与农民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加大对国有粮食企业、大型粮食加工企业和其他多元化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支持企业发展粮食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对以粮油为主要原料的加工企业，特别是骨干龙头企业，各级人民政府要给予重点扶持。
　　（五）研究建立新型粮食仓储管理机制。加快制（修）订适应新形势的粮食仓储管理办法、粮食储存标准和粮食卫生标准。加强粮食储藏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提升粮食仓储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降低粮食的数量、品质损失，保证库存粮食安全。结合粮食企业改革和人员分流安置，鼓励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利用现有的仓储设施和技术力量向社会提供粮食仓储和技术服务，国家在政策、资金、税收上给予适当支持。加强对农民储存粮食的技术指导，降低粮食产后损失。
　　（六）做好粮食收购资金贷款发放和管理工作。农业发展银行要继续发挥政策性银行的职能，积极支持粮食产业发展。对中央和地方储备粮所需信贷资金，要按计划保证供应；对粮食企业受政府委托收购粮食以及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收购粮食所需的信贷资金，在落实收购粮食的费用、利息和可能出现的价差亏损补贴来源的前提下，应及时足额发放。按照企业风险承受能力，积极支持各类具有收购资质的粮食企业入市收购，加大对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精深加工和转化企业、工商联营企业及其他粮食企业、粮食生产基地和粮食市场建设等贷款扶持力度。
　　二、加快清理和剥离国有粮食企业财务挂账，妥善解决企业历史包袱
　　（七）认真做好粮食财务挂账的清理、审计和剥离工作。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抓紧将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政策性粮食财务挂账剥离到县以上粮食行政管理部门集中管理，为企业发挥主渠道作用和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创造条件。对经清理、审计的企业经营性亏损挂账，按照债务与资产一并划转和防止逃废银行债务的原则，结合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实行有效管理，因地制宜地逐步消化或依法处置，有关部门要尽快制订具体实施办法。审计、财政、发展改革、粮食、农业发展银行等部门和单位要组成联合督查组，加强对各地粮食财务挂账清理、审计和剥离工作的检查、指导。
　　（八）继续做好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分流职工再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按照省级人民政府统筹考虑和多渠道筹集的原则，切实解决好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分流安置职工和离退休人员所需资金。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分流安置职工、依法解除劳动关系等所需资金，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按规定给予适当补助；同时，继续在中央批准的限额内从粮食风险基金中专项安排一部分资金，用于企业分流安置职工。粮食企业依法出售自有产权公房、建筑物收入和处置企业使用的划拨土地的收入，优先留给企业用于缴纳社会保险费和安置职工。国有粮食企业要改善经营，加强管理，增加盈利，做好自筹资金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按规定将国有粮食企业分流职工纳入当地再就业规划和社会保障体系，并对符合条件的分流人员核发《再就业优惠证》，落实小额担保贷款、税收减免等再就业扶持政策。做好企业解除劳动合同人员的档案移交和社会保险关系接续等工作，为其再就业创造良好条件。国有粮食企业要充分发挥现有购销网点和产业化经营的优势，开展多种形式的面向农民、方便居民的服务业务，努力增加就业岗位，为分流人员创造更多的再就业机会。
　　（九）认真做好现有库存中按保护价（含定购价）收购的高价位粮食的分步销售工作。对这部分粮食要继续实行“新老划断、分步销售”。对销售后发生的价差亏损和尚未销售粮食发生的利息以及必要的保管费用，继续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办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制订具体办法，根据市场情况把握节奏，按计划适时销售。要抓紧完成库存陈化粮的定向销售工作，坚决打击倒卖陈化粮的违法行为。
　　三、积极培育和规范粮食市场，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市场体系
　　（十）继续培育、发展和规范多种粮食市场主体。鼓励各类具有资质的市场主体从事粮食收购和经营活动，培育农村粮食经纪人，开展公平竞争，活跃粮食流通。引导多元投资主体投资各类粮食交易市场、粮食物流设施以及高科技粮油加工企业。
　　（十一）健全粮食收购市场准入制度。继续做好粮食收购企业入市资格审核工作。对已经取得粮食收购资格的企业，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指导、服务和监管，定期进行审核。
　　（十二）加强粮食市场监管执法。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粮食市场以及市场开办者和粮食经营者的监管，严厉打击违法收购、囤积居奇、欺行霸市等各种违法经营行为，对粮食市场经营实行分类监管。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粮食质量的监管。质检、卫生部门要加强对粮食加工和销售的质量管理、卫生检验检疫。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完善信息通报机制，形成管理合力，维护粮食交易秩序，保护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十三）完善粮食市场体系建设。做好粮食市场体系建设布局规划，规范市场交易规则，完善市场服务功能，引导企业入市交易。重点扶持大宗粮食品种的区域性、专业性和成品粮油批发市场，加快大中城市成品粮油交易市场建设。中央和地方储备粮的购销和轮换，原则上通过规范的粮食批发市场采取竞价交易方式进行，也可以通过国家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大力推广电子商务等先进的交易方式和手段，增加交易的透明度，发挥引导粮食市场购销价格的作用。进一步完善和规范粮食期货交易，为企业和农民提供发现价格、规避风险的服务。
　　（十四）加强粮食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加快实施全国粮食现代物流设施建设规划，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现代科技为支撑，通过各级人民政府的适当投资引导，重点建设从粮食主产区到主销区的跨省区粮食物流通道和物流节点，实现跨省区粮食物流主要通道的散装、散卸、散储、散运和整个流通环节的供应链管理，形成快捷高效、节省成本的现代化粮食物流体系。
　　四、加强粮食产销衔接，逐步建立产销区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
　　（十五）大力发展长期稳定的粮食产销合作关系。按照“政府推动、部门协调、市场调节、企业运作”的原则，积极支持和鼓励产销区双方以经济利益为纽带，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多元化的合作格局，发展长期稳定的产销合作关系。鼓励主销区粮食工贸企业在主产区建设粮食生产和收购基地。鼓励主产区粮食企业在主销区粮食市场经销粮食，建立集收储、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粮食经营企业。
　　（十六）建立有利于产销区协作发展的支持体系。到主产区建设粮食生产、收购基地的企业，可享受农业产业化优惠政策。铁路、交通部门要优先安排履行产销合作协议的粮食运输。农业发展银行要对产销区之间开展购销协作提供贷款和更加便捷的跨省结算服务。
　　（十七）逐步建立产销区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经济发达的粮食主销区要调整粮食风险基金的支出结构，将中央财政补贴的粮食风险基金专项用于粮食产销衔接的资金需要，支持主产区的粮食生产和流通。对主产区到主销区建立粮食储备、参与主销区粮食供应并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企业，主销区可给予适当的费用补贴。对到主产区建立粮食生产基地、参与主产区粮食生产和收购、将粮食运往主销区销售且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企业，主销区也可给予适当的费用补贴。
　　五、进一步加强和改善粮食宏观调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十八）健全粮食宏观调控体系。粮食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基本立足国内保障粮食供给，探索建立中长期粮食供求总量和品种结构基本平衡的长效机制。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充分发挥储备粮的调节作用和进出口粮食品种的调剂作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有关部门要健全粮食监测预警系统，进一步完善粮食价格监测体系和粮食供求、质量、价格信息发布制度，健全粮食应急机制。
　　（十九）完善粮食直接补贴和最低收购价政策。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增支综合直补要坚持向产粮大县、产粮大户倾斜的政策。2006年，13个粮食主产省、自治区的粮食直接补贴资金，要全部达到本地区粮食风险基金总规模的50%以上。其他地区要根据本地实际，继续完善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关省级人民政府要进一步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执行预案，健全最低收购价启动机制、补贴机制和监督机制。对不实行最低收购价的主要粮食品种，在出现供过于求、价格下跌较多时，政府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调节供求，防止出现农民“卖粮难”和“谷贱伤农”。有关部门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保护农民利益和种粮积极性的政策措施。
　　（二十）进一步完善中央储备粮管理体系。要充分发挥中央储备粮在调节供求平衡、稳定粮食价格、保护农民利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快建立符合市场化改革要求的中央储备粮调控机制。国务院有关部门要继续加强对中央储备粮管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完善中央储备粮的轮换和有关财务管理等方面的政策。对承储中央储备粮的代储企业实行资格认证，未取得承储资格的企业不得存储中央储备粮。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专职从事政策性业务，具体负责中央储备粮（含食油）的业务管理，对中央储备粮的总量、质量和储存安全负总责，除经营与储备粮油吞吐轮换直接相关的业务外，不从事其他商业经营活动。加强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体系建设，确保中央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确保在国家需要时调得动、用得上。
　　（二十一）进一步充实地方粮食储备。要按照“产区保持3个月销量、销区保持6个月销量”的要求，核定和充实地方储备粮规模。粮食供给比较薄弱的产销平衡区，可比照销区确定地方储备粮规模。有关部门要积极指导和督促地方储备粮充实到位。地方储备粮要严格管理，及时轮换，确保质量合格、数量真实。改善储备粮布局和品种结构，大中城市要适当增加成品粮油储备。
　　（二十二）保证粮食供给和市场稳定。大中城市的地方人民政府应重点掌握或指定一部分粮食加工和批发、零售企业，服从成品粮油供应宏观调控的需要。稳定军粮供应渠道，继续做好军粮供应的服务工作。对粮食供应比较困难的山区、牧区、水库移民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边疆地区，当地人民政府要保证粮食稳定供应。
　　六、加强粮食流通的监督检查，做好全社会粮食流通统计工作
　　（二十三）依法加强对全社会粮食流通的监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按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的规定，结合本地区实际，抓紧制订和出台粮食流通监管的相关配套办法。有关执法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加强对全社会粮食流通的监督检查，建立完善的粮食流通监督检查体系。
　　（二十四）切实做好全社会粮食流通统计工作。建立健全全社会粮食流通统计制度，不断改进统计调查方法和手段。统计和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粮食流通统计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各类粮食经营企业和用粮企业自觉执行粮食流通统计制度，履行向当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报送粮食购销存等基本数据和情况的义务。
　　七、加强领导，确保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顺利推进
　　（二十五）全面落实粮食省长负责制。省级人民政府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切实对本地区的粮食生产、流通和安全负起责任，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推进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维护正常粮食流通秩序，保持市场粮食价格的基本稳定，保证市场粮食的有效供应。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负责本地区粮食的总量平衡和地方储备粮的管理，确保粮食风险基金地方配套部分及时到位。
　　（二十六）加强和充实粮食行政管理机构、人员。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管理全社会粮食流通、开展粮食行政执法和粮食流通统计工作的需要，核定并落实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或主管部门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统计调查的职责、机构和人员，从2006年起将其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关系到广大粮食生产者、消费者、经营者的利益，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密切配合，确保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把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不断推向深入。
国务院
　　 二○○六年五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