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境外合资项目操作指引（三）/阚凤军
时间:2024-07-07 13:11:17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179
中国企业境外合资项目操作指引（三）
阚凤军
随着国力的增强及企业实力的提升，我国政府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政府各个部门也出台具体的政策，引导和鼓励中国企业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在境外投资并购，逐步企业做大做强的战略目标。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热情很高，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企业仍然缺乏境外投资经验。本文结合作者所参加的一些境外重大合资项目及相关问题的理解，就境外合资项目的操作需要考虑的事项以清单的形式提出粗浅的建议，供感兴趣的企业及朋友参考。
1. 合资公司董事会/管理层
1.1. 董事会由多少董事构成，每一方派遣的董事？
1.2. 每一方是否有权利免除董事职务，董事会本身是否有权任命额外的董事？
1.3. 合资公司采取监督及执行双层董事架构是否合适？
1.4. 董事会决议是简单多数还是绝大多数表决通过？
1.5. 哪一方担任董事会主席，该主席在董事会表决出现僵局的情况下，是否有权投票？合资各方是否有权轮流任命董事会主席？
1.6. 董事是否可以授权他人代为行使权利？
1.7. 董事会召开的地点及频率？
1.8. 董事会会议通知及人数的要求，如果为满足法定人数如何处理？是否可以通过书面决议的形式采取行动？
1.9. 合资公司是否会与核心雇员签订雇佣协议及发明转让协议等？
1.10. 合资公司是否会为公司关键管理人员提供通行的激励政策？
2. 股东会会议
2.1. 股东是否有决策权，如是，召开股东会会议的通知及人数的要求等？
2.2.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及频率？
2.3. 股东会对具体事项表决的比例及程序？
3. 少数股东利益保护
3.1. 在一些特定事项决策过程中，少数股东能否获得下列保护：
3.1.1. 一致同意表决
3.1.2. 特定比例的表决通过，如90%
3.1.3. 否决权
3.1.4. 股东按照股份列别分类表决权
3.2. 少数股东权益保护机制在何种情况下启动：
3.2.1. 变更合资公司成立的目的
3.2.2. 变更合资公司的商业计划
3.2.3. 修改合资公司公司章程
3.2.4. 任命其他管理人员及签订雇佣协议
3.2.5. 非按照通常管理完成某一交易或其他财务支出
3.2.6. 收购、剥离或与其他实体进行合并等
3.2.7. 进行重大贷款、提供担保等
3.2.8. 批准合资公司与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或有关安排
3.2.9. 合资公司向合资各方融资
3.2.10. 向合资各方进行分配或回购各方持有合资公司的股权
3.2.11. 任免公司注册会计师
3.2.12. 引入新的股东进入合资
3.2.13. 启动合资公司的清算、解散、歇业、破产程序等
4. 陈述保证
4.1. 合资各方需要做出的陈述与保证？
4.2. 合资一方是否需要就其违反陈述保证条件向他方股东赔偿，该赔偿是否有上限限制？
5. 限制性承诺
5.1. 合资一方是否被限制与合资公司进行竞争？包括地域限制及其他限制。
5.2. 合资各方是否需要向合资公司提供商业机会？
5.3. 合资各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触或使用属于合资公司的秘密信息？一方是否向另一方负有保密义务？
6. 行政管理
近年来，我国频频出现因个人、媒体或者非政府组织批评实力雄厚的公司集团而被后者提起“天价赔偿”诉讼的案件。尽管这些案件往往因大公司集团面临的舆论压力或道德谴责而以和解告终，但是它所产生的“司法威胁”和“寒蝉”效应却非常明显:很多公民和媒体不再敢公开批评大的公司集团、政府部门等，因为他们害怕因此惹上“昂贵”的官司。这一类新型诉讼的出现对传统民事诉讼法律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国正在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应当对这一类新型诉讼作出回应。
在传统民事诉讼上，通常有两项措施来保障诉讼程序的进行和正义的实现:一项是诉讼费用制度，即在诉讼开始前按照诉讼标的的大小向当事人收取一定的诉讼费用，目的是为了防止当事人滥讼和浪费司法资源;另一项是对于法无据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败诉，目的是为了在具体案件中实现正义。然而，上述新型诉讼的出现使得这两项措施的有效性受到了质疑。这类诉讼往往是由实力雄厚的公司集
团(也可能是政府机关等)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对个人或者一些非政府组织提起诉讼，要求天价赔偿。这些原告经济实力雄厚，所以，诉讼费用对他们不是问题，他们甚至可以将其转移到生产成本中，相反，高昂的诉讼费用特别是律师费用对被告来讲反而成了一道巨大的障碍;最后的判决结果对他们无足轻重，他们在提起诉讼之前就知道胜诉的可能性很小，他们只不过是想利用繁琐的诉讼程序向对方乃至社会大众传达某种信息。虽然许多国家有“恶意诉讼”侵权制度(我国学界亦有类似的建议)，但是由于“恶意诉讼”的认定门槛较高，上述新型诉讼很难构成“恶意”;并且即使最终被认定为“恶意诉讼”，也是在终局判决之后对受害人进行赔偿，这在时间上对被告极为不利。这类诉讼的存在要求对传统的诉讼机制进行变革。
这类诉讼被美国的学者称为“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Strategic Lawsuit Against Public Participation，SLAPP)，并且这一术语后来在许多国家都获得了认可，用来指那些因非政府主体就公共利益事项行使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公开发表了意见，而据此对其提起的请求损害赔偿或者禁止令的民事诉讼。这类诉讼有以下几个特征:在主体上，一方往
往是经济实力强大的公司集团或者政府部门，而另一方则是经济实力较弱的个体、非政府组织等;在起因上，往往是因为被告对原告进行了批评或者作出了其他不利的评论;在诉由上，通常都“伪装”成名誉侵权之诉，但也有以商业侵权、侵犯隐私、滋扰等普通诉讼理由提起诉讼的;在诉讼金额上，通常都提出远远超出被告经济承受能力的“天价”赔偿额;并且这些诉讼通常都缺乏法律上的依据，最终败诉的几率非常大(80-90%)。这些特征同时也是判断“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的标准。
在明知最终败诉的几率非常大的情况下，这些大的公司集团等之所以仍然提起诉讼，目的显然不是为了赢得诉讼，而是将起诉作为一种策略，达到警告被告不要行使言论自由权并且也阻止其他人进行类似活动的目的。这类诉讼的实质就是通过玩弄诉讼程序，来对被告进行“司法威胁”、“法律恐吓”，使其不敢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言论自由、公众参与等权利，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类诉讼所产生的巨大的“司法威胁”效应，可以从三个层面上来讲:第一是对诉讼的被告所产生的“特殊威胁”作用，被告往往因为繁琐冗长的诉讼程序而耗尽人力、物力、财力，即使最后获得胜诉判决也无济于事，通常都不敢再就类似的问题公开发表意见;第二是对一般公众和公益组织所产生的“一般威胁”作用，其他公众和组织也会出于对这类诉讼的恐惧而不再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公益组织会收缩或者撤回其在争议问题上的教育、培训项目以及公众援助项目;第三是由于司法成了“威胁”弱势群体和公众的工具，这会严重危及到公众对法律体系和司法机构的信心，最终危及到现代法治国家的基础。
基于这类诉讼对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危害，加拿大魁北克省经过3年的立法博弈，最终于2009年通过了第9号法案，对魁北克省《民事程序法典》进行修改，以“防止对法院的不适当利用并提升言论自由和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这也使得魁北克省成为加拿大第一个禁止“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的省份。而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早在1992年就通过修改《民事程序法典》禁止“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据不完全统计，至今美国已有29个以上的州通过了类似的立法，足以看出在这一问题上法律的发展趋势。
禁止“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立法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司法的提前干预。在原告提起诉讼以后，允许被告向法院提出驳回原告起诉的请求，当然被告应当提交相应的证据;除非原告证明了其获得胜诉判决的合理可能性，否则法院将批准被告的请求，驳回起诉。并且一旦被告提出驳回原告起诉的请求，诉讼程序包括证据开示程序即行中止，防止原告通过繁琐的证据开示程序达到“威胁”的效果。司法提前干预的实质是在审判开始前就对原告所提起的诉讼进行审查，有力地防止了原告通过繁琐的诉讼程序威胁被告的情况发生。第二是新的诉讼费用分担机制和惩罚性赔偿金的创设。一旦原告提起的诉讼被认定为“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而被驳回，那么法院将判决原告向被告支付其由于应诉而产生的律师费用及其他司法程序以外的费用，并且在特定情况下被告还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原告支付惩罚性赔偿金。这一机制能够加大原告提起“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的成本，并且避免被告因为此类诉讼而陷于经济上的困顿。
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当充分借鉴域外经验，在司法提前干预和诉讼费用分担机制问题上有所创新，以防范“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的出现。
(西南政法大学讲师)
“二倍工资”的追索时效应从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算
作者：福建省福州市张涛 QQ在线咨询：175970250
2011年5月20日，程雪律师在新法规速递网中撰写的“劳动仲裁中的若干时效问题”一文中提出：请求双倍工资赔偿案件的仲裁时效也应从劳动者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而非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计算。即双倍工资赔偿期间应该是自劳动者申请仲裁之日起，向前追溯12个月，超过部分则不予支持。
在此，笔者提出不同观点：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计，请求双倍工资支付的仲裁时效应按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执行起算点。
在新法规速递网中的《如何正确理解第六条第二款》一文中，笔者已经阐述了对于《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立法本意和劳动者有过错情况下减轻用人单位违法成本的情形，那么实践中如果劳动者没有过错，如何更好地制裁用人单位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违法行为呢？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释义》一书，对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释义》第二十七条第四款的解释是这样的：
还有些劳动者为了维持劳动关系，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对用人单位拖欠劳动报酬的行为不敢主张权利。如果都适用一年的仲裁期间，不利于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因此本条第四款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对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已经终止的情况，则没有维系劳动关系这样的顾虑，因此本条第四款作出了“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的规定。
笔者认为，对于“追索二倍工资”和“追索劳动报酬”都存在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制定《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释义》第二十七条第四款时顾虑的问题，假设将“追索二倍工资”的时效起算点不与“追索劳动报酬”同等对待，则意味着变相逼迫着劳动者做出选择：要么追索二倍工资、面临着被用人单位今后“穿小鞋”的危险，要么放弃二倍工资的追索。
这样一来，劳动者的权益就面临着被法律侵害的风险，不符合《劳动合同法》有关“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民事诉讼法》有关“制裁当事人的违法民事行为”的立法目的。
另外，通过比较《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的言辞描述可知，《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立法本意应当是“劳动报酬条款在‘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条件成就情况下的法定变更，变更后内容为‘原约定工资的二倍’”；另外，《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将“二倍工资”区别于“赔偿金”，也说明了这一立法精神；立法本意虽然是希望通过“增加一倍”来制裁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但是仍然将“二倍工资”全部视为“劳动报酬”。
据此,将“二倍工资”视为“赔偿金”缺乏立法本意的依据，而将“追索二倍工资”的时效起算点与一般认识下的“追索劳动报酬”等同才更加符合“立法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