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价值冲突的表现
作者：丛彦国

宪法价值冲突的表现是极为广泛的。分析宪法价值冲突的表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宪法价值冲突的复杂性，并进而为宪法价值冲突的解决提供指导。鉴于分析问题的角度是多方面的，笔者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宪法价值观念的冲突
宪法价值观念的冲突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分析，笔者从主体、地域、时间三个层面对本问题进行思考。
（一）主体方面的价值观冲突
从宪法价值观的主体角度看，宪法价值冲突可能存在于多个方面的主体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国家之间，公民与组织之间，组织与国家之间，等等。总体而言，宪法价值冲突表现为主体自身的价值观冲突和主体相互的价值观冲突。
1、主体自身的价值观冲突
主体自身的宪法价值观冲突是由主体多重属性的相互矛盾所导致的。当同一个主体处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他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就可能产生不同的宪法价值认识与宪法价值追求。当多项宪法价值认识不可协调或不可统一，就必然会出现宪法价值观念的冲突。主体一旦出现这种冲突，就会表现为自己思想或行为上的犹豫。在实践中，法官经常遇到的坚持法治与追求正义之间的冲突，就是这种价值冲突。
2、主体相互的价值观冲突
主体相互的宪法价值观冲突又可以分为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宪法价值观冲突。
一是个体与个体间的宪法价值观冲突。在现实社会中，由于每个个体的生活条件、自身状况的差异，他们就可能具有不同的宪法价值观念。不同的宪法价值观，就宪法制定、修改者来说，会影响其宪法制定、修改行为与结果；就宪法适用者来说，会影响其对宪法的理解和适用；就宪法遵守者来说，会影响其遵守宪法的热情和状况。总之，个体与个体在宪法价值问题上的分歧，必然会影响宪法活动的各个环节，并体现在宪政建设的全过程中。
二是个体与群体间的宪法价值观冲突。群体是由个体结合而成的组织，是基于共同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理想追求等，在社会生活中组合而成的共同体。它包括各种企业组织、事业单位、国家机关，乃至政党、民族、国家。一般地说，一定群体中的个体与群体的宪法价值观是一致的，个体宪法价值观是群体宪法价值观的个别。但是，个别也不能取代一般，个别与一般、个体与群体的宪法价值观的差别与分歧难以避免。至于群体外部的个体与群体的宪法价值冲突就更为普遍。在宪法价值观上，个体与群体间的相互碰撞，就形成了个体与群体间的宪法价值观冲突。
三是群体与群体间的宪法价值观冲突。社会群体均有着自己的群体利益，甚至其本身就是一个利益集团。群体利益的差别是群体间宪法价值观冲突的重要原因。在历史和现实中的民族冲突、种族冲突、阶级冲突、政党冲突、社团冲突等往往都包含着宪法价值观念的冲突在内。而特定阶级、政党间的敌对状态和敌对斗争也都体现了宪法价值观念上的冲突。群体间宪法价值观的冲突是宪法价值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
（二）时间方面的价值观冲突
时间的差异，特别是时代之间的差异，往往会导致宪法价值观的冲突。在时间意义的价值观冲突上，有现代宪法与近代宪法、古代宪法的价值观冲突，有当代宪法与未来宪法的价值观冲突等。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的宪法价值观念冲突，既是阶级意义上的价值观冲突，也是时间意义上的价值观冲突。就整个时间意义的宪法价值观冲突来说，最典型的应当是宪法的现代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世代相传、辗转相承的有关宪法的观念、制度的总和形成了宪法的传统。既然是传统就有着生生不息的活力，就会在社会中不断发挥出作为传统的作用。它会以内在意识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内心深处，并外化于人们的行为之中，代代相承，就像美国的普通法传统，“就是伴随着革命而发生的对英国的东西的敌视情绪也不能将其连根拔除。”[1]。而每一个时代都有着它相应的价值观，并与传统的价值观存在诸多的差异，现代社会的宪法价值观必然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宪法价值观，虽然二者之间会有一定的历史联系与继承关系，但是二者之间也必然会存在着无法回避的矛盾与冲突。
（三）地域方面的价值观冲突
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地理位置、地理格局、土壤条件、气候条件和人们的谋生方式，生活于不同地域的人会有着不同的法律制度和价值观念。例如，孟德斯鸠就认为“如果精神的气质和内心的感情真正因不同的气候而有极端差别的话，法律就应当和这些感情的差别以及这些气质的差别有一定的关系。”[2]宪法价值观的差异在不同地域上的表现是十分明显的，它往往表现为本土的价值观与外域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或者表现为来自不同地域的宪法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本土的价值观是本土文化祭奠形成的，是经过历史过滤与传承而发展起来的，它在历史与现实中整合为一体，成为一个完整的内在相对协调的体系。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价值观也是在特定区域长期固化的结果，是一个观念整体，是与其政治、经济、文化相联系的整体。然而，人类的发展越来越打破地域的限制，当今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摆脱与世界的联系，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不同区域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必然导致宪法价值上的互相碰撞。法律的、制度的许多冲突都不过是价值观冲突的表现而已。随着世界交流的增多，宪法价值观的冲突也会增多，虽然价值观冲突的增多同时也会带来有利的融合，但是冲突总是首先遇到的难题。

二、宪法价值准则的冲突
宪法的不同价值准则具有不同的价值目标，不同宪法的价值准则也具有不同的价值目标，它们之间难免会有相互的矛盾。从宪法的价值准则来看，宪法价值冲突表现为同一宪法的不同价值准则或基本原则的冲突，不同宪法的价值准则或基本原则的冲突。在此，笔者仅着重论述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由与秩序的冲突
宪法的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是人关于宪法的绝对超越指向，“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3]同时，“秩序之所以能成为宪法的价值，出于人们对有序生活的乞求。”[4]“建立适应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宪政秩序，不仅是宪法促进其他各项社会价值的重要手段，也是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目标。”[5]自由与秩序都是宪法的价值目标与准则，自由强调的是主体个性的发挥，而秩序强调的是有序状态的建立与维持。自由难免有打破既有秩序的趋势，而秩序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人们的自由。因此，二者之间的冲突就再所难免。
自由与秩序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在具体案件中的对立和冲突，往往令法学家与法官们难以取舍。在英国，“只要一个人不违反有关叛国罪、煽动罪、诽谤罪、猥亵罪、渎神罪、伪证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等罪行的法律，他就可以言所欲言。只要他不违反有关工会、互助会、宗教、公共秩序和非法誓约等事务的法律，他就可以组织社团。只要他不违反有关骚乱罪、非法集会、妨害生活、交通、财产等行为的法律，他就可以在他喜欢的地点以喜欢的方式举行集会。”[6]可以看出，英国对于言论自由的宪法保护力度是相当大的。但是，英国同样是一个重视司法秩序的国家，例如，蔑视法庭罪就是对于公民言论自由的一种界限或者限制。“根据1981年蔑视法庭罪法第1条的规定，蔑视法庭责任的确立是建立在严格责任原则基础之上的，即凡是有可能干预某一诉讼过程中的公正的实现过程的行为都会被视为蔑视法庭，而不论行为人是否有这样的故意。根据该法第2条的规定，严格责任原则适用于任何对正在进行的司法程序中公正的实现构成严重损害的实质性危险的出版行为。”这部法律同时规定了一系列抗辩该罪的指控理由：“第一抗辩理由是无罪的出版行为（innocent publication），只要对出版物负责的人能够证明他已经尽到了所有合理的注意，但仍不知道有关的司法程序正在进行之中。第二个抗辩理由是，对公开进行的司法程序的公正的、准确的、善意的、即时的报道。但是，为了避免对司法公正的实现构成实质性的损害，法院在必要时可以通过命令延迟这些报道的出版。第三个抗辩理由是，出版物所包含的内容是对公共事务的善意的讨论，而且对某一特定司法程序的损害的危险仅仅是或然性的。”[7]
（二）效率与公平的冲突
“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价值体系中，效率日益受到重视。”[8]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科斯曾说，“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安排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价值。”[9]因此，追求效率、节约社会资源应该是现代宪法的重要价值目标与准则之一。但是，客观地讲，在许多情况下对于效率的追求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不公平，因而效率和公平经常处于矛盾状态中。所以，有些人认为，公平是最高的价值，不能舍弃公平而追求效率。例如，罗尔斯就指出，一个法律和制度，无论他们如何有效率和条理，只要他们缺失公平的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10]
效率与公平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社会价值。一方面，以效率为标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高层次的公平，即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如果把效率绝对化，不考虑公平，就可能导致收入悬殊，造成社会不稳定，影响以至阻碍最终效率的实现。
从对于我国宪法第6条分配制度的修改便可以看出效率与公平之间的价值冲突。我国1982年宪法第6条第2款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1999年第14条修正案修改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通过修改前后的对比，可以看出，在修改前，我国宪法在经济制度上的价值追求是侧重于公平，而修改后则是侧重于效率。但是，客观地讲，在修改前我国宪法忽视了效率的价值，而修改后的宪法又过分强调了效率而难以达到公平，结果产生诸多社会问题。
（三）公益与私益的冲突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法表现为国家意志，通过确认、界定、分配各种利益，将其所认可的利益以权利的形式确定下来，调整着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关系，从而维护社会秩序。[11]因此，利益是法和宪法的重要价值目标和准则，并且，利益间的冲突是法的价值冲突和宪法价值冲突的实质。庞德在阐述法的任务时，接受了耶林的社会功利主义法学关于社会利益的思想，并加以发挥。他认为，法律的任务在于以最少的浪费来调整各种利益的冲突，保障与实现社会利益，他把利益分为三类：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12]
实际上，庞德对于利益的分类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公益与私益的划分。公益表现为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私益即每一社会成员的利益。任何时代的历史活动都是由无数单个的具体个人的社会活动构成，个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是整个社会历史活动主体的最基础的单元。因此，私人利益乃是利益动力结构的原始细胞。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不仅主体的生活需要，而且主体的生产需要，都要以私人利益的形式来满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宪法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体现出以私益为本位的价值观。20世纪开始，以德国《魏玛宪法》为代表，通过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使近代宪法中的自由主义精神受到抑制，社会公共福利受到重视和提倡，为了社会利益可以对私人利益加以限制。[13]
社会主义宪法历来强调私益对于公益的依赖和服从，当个人权利的行使危及公共利益的时候，应该确认和贯彻公益优于私益的原则。我国现行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但是，同时也应当注意，宪法不应当或者只关注公共利益，或者只倾向于保护私人利益，而应当努力在二者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而且，什么是公共利益，非常抽象，可能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看法。为了防止制造虚假公共利益，需要明确何为社会公共利益，或由谁来决定社会公共利益。
（四）人权与主权的冲突
虽然宪法学者们有着不同的人权理论，但从人权史与宪法史以及宪法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来看，近代意义上的宪法都是源自人权并集中表现人权这一价值的，人权应当是宪法的基本价值之一。[14]学界一般认为近代意义的主权观念是法国古典法学家博丹所首倡，他从反对封建领主的割据状态出发，赞同建立在神权基础上的君主主权；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霍布斯从坚持集权专制出发，主张君主主权，但反对君权的神化；洛克从巩固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获得的政治权力出发，提出议会主权；卢梭则进一步发展了资产阶级主权理论，系统阐述了人民主权学说。[15]虽然宪法学家们有着不同的主权理论，相应的宪法也具有不同的主权原则，但是可见，主权也是宪法的基本价值之一。
随着宪法发展的国际化趋势，人权的保护也进入了国际化的发展阶段，这就导致了宪法价值中人权与主权的冲突。这种冲突的重要表现就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权而对国家主权进行有条件的限制，例如，德国基本法的制定过程及其内容充分体现了这一点。[16]其实，如果能够合理地解决好人权的国内宪法保护与人权的国际保护之间的关系，人权与主权的冲突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例如，虽然我国宪法对迁徙自由没有具体的规定，但在我国签署和加入的国际人权公约中明确写有“迁徙自由权”，因此，这里就出现了人权的国内宪法保护和人权的国际保护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笔者认为，国际公约中列举的我国宪法没有规定的权利，只要我国在批准公约时没有声明予以保留，即应在我国适用，可以视为对宪法基本权利的补充。我国户籍制度的变迁也可以折射出政府逐渐放宽对迁徙自由限制的一种倾向，同时也是我国政府“尊重和保障人权”、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重要表现。[17]

三、结语
本章共分两大部分，这两个部分分别从不同角度介绍了宪法价值冲突的表现。由于宪法价值冲突的表现多种多样，研究的角度和侧重点各有差异，笔者仅从宪法价值观念的冲突与宪法价值准则的冲突两个角度来分析宪法价值冲突的表现。第一部分是宪法价值观念的冲突，这种冲突表现为人们对于宪法价值认识的不同，笔者从主体、地域、时间三个方面来分析宪法价值观念的冲突。第二部分是宪法价值准则的冲突，这种冲突表现为同一宪法的不同价值准则或基本原则的冲突，不同宪法的价值准则或基本原则的冲突。笔者着重论述了自由与秩序、效率与公平、公益与私益、人权与主权的冲突。
参考文献：
[1] 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王军，洪德，杨静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2
[2]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70
[3]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6
[4] 王月明．宪法学基本问题．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65
[5] 周叶中．宪法．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58
[6] 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279
[7] 张越．英国行政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28-129
“人质型”犯罪的适用问题辨析

晋江市人民检察院 柯明泉 陈志凡


近年来，以强行扣押“人质”胁迫他人履行一定行为为目的的“人质型”违法犯罪现象呈愈演愈烈的趋势，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此类案件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不仅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而且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甚至已成为“黑社会组织”实施犯罪、牟取暴利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准确认定“人质型”犯罪，对于深入开展“严打”整治斗争，维护社会安定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下面，笔者谨就“人质型”犯罪的若干争议问题作一探讨。
一、“人质型”犯罪的立法概况
根据我国的立法，“人质型”犯罪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非法拘禁罪：
非法拘禁罪，又称妨害自由罪。它是指以拘留、禁闭或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权利的行为。德国刑法典、法国刑法典、日本刑法典、意大利刑法典、加拿大刑法典、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现行刑法典中均有关于此种犯罪的规定。如德国刑法典第239条规定：“非法将人禁闭或以其他方法剥夺他人自由者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并科罚金。剥夺自由持续1星期以上或由于剥夺自由或其他同类行为致使被剥夺自由人重伤者，处1年以上，10年以下自由刑，情节较轻者，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并科罚金。因剥夺自由或其他同类行为致被剥夺自由人死亡者，处3年以上自由刑，情节轻微者，处5个月以上，5年以下自由刑。①其他国家和地区刑法中关于本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均与德国的规定基本相同，我国刑法对非法拘禁罪的规定与德国刑法典的规定也大体一致，只是在法定刑的规定上略有不同。
根据我国《刑法》第238条之规定，非法拘禁罪是指非法拘禁他人或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②它具有如下几个特征：一、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一般公民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均可构成本罪，后者要从重处罚；二、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剥夺他人人身自由是非法的却故意为之。犯罪动机通常有“索还债务、挟嫌报复、逼取口供、炫耀特权、以势压人”等。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只要具有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目的，均可构成本罪；三、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利。侵害的对象是指任何依法享有人身自由权利的公民；四、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用拘留、禁闭或者其他方法，实施了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非法拘禁他人的行为方式是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只要是以非法手段，完全剥夺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均属于非法拘禁。在司法实践中，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一般应认定为非法拘禁罪。
（二）绑架罪
以勒索财物为目的，而绑架他人，俗称“绑票”。它是近现代西方社会一种常见的犯罪，在旧中国更是青帮黑社会惯盗悍匪常用的劫财勒钱手段。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绝迹。所以，我国1979年7月6日颁布的《刑法》也没有设置绑架罪这一罪名。但是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经济的飞速发展，绑架这一严重犯罪开始在我国潜滋暗长，且呈日益猖獗之势，不仅严重地威胁着广在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而且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秩序。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1年通过了《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增设了绑架妇女、儿童罪和绑架勒索罪两个新罪。1997年刑法修订时，考虑到绑架罪的司法情况，立法机关把原来《决定》中的绑架勒索罪修正为绑架罪，其外延包括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或绑架他人作人质的行为。在国外刑法中，与我国的“绑架罪”类似的罪行主要由两种：一是掳人勒赎罪，是指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他人的行为。这也是各国刑法中较普遍规定的一种罪行。如德国刑法典第239条第1款规定：“诈骗他人或绑架他人，利用第三人对被害人的关心进行勒索或利用他人绑架而进行勒索的，处3年以上自由刑，行为人的犯罪行为致被绑架人死亡的，处终身自由刑或10年以上自由刑。③”二是扣留劫持人质罪，指绑架、劫持人质，以达到一定目的的行为，如犯罪分子抢劫作案后，劫持人质，要求警方让其离开犯罪现场的行为。这是与《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中“劫持人质罪”最为相似的一种犯罪，德国、日本、泰国、意大利、法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的刑法典中均规定有此罪。其中较为完善的是德国刑法典，根据该法典第239条第1、2款的规定，诱骗或绑架他人，意图以杀害或重份被绑架人的胁迫手段强制第三人为一定行为，或利用他人绑架而为上述强制的，处3年以上自由刑，行为人的行为致被绑架人死亡的处终身自由刑或10年以上的自由刑。④
我国《刑法》第239条，融合了外国刑法典的有关规定，把“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行为、绑架劫持他人的行为和“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行为统一界定为“绑架罪”，即绑架罪有三种行为方式：一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而绑架他人的行为；二是绑架他人作人质，以迫使第三人为一定行为的行为；三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行为。同时，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绑架罪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凡达到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成为本罪的主体；二、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出于勒索财物等目的；三、本罪侵害的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在有些情况下，如“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行为还侵害了公民的财产权利；四、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采取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绑架他人、勒索财物的，或采取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绑架他人作人质的。
在司法实践中，“非法拘禁罪”与“绑架罪”这两种“人质型”犯罪一般是比较好区分的，两者之间容易混淆的是：“以索债为目的的非法拘禁罪”与“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罪”之间的界限。两者之间具有许多相同之处：在客体上两罪都侵犯了公民人身自由权利。在客观上，两罪均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剥夺他人身自由的行为，且剥夺的方法基本相同，即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在主观上，两罪均为直接故意，且均具有索取财物的目的。但两罪也存在一定的区别：
（1）犯罪客体不同：“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罪既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也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利，属于复杂客体；“以索债为目的”的非法拘禁罪由于是为了索取债务，因而不存在着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的问题，只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为单一客体。
（2）犯罪目的不同：“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罪的犯罪目的是勒索他人财物，而“以索债为目的”的非法拘禁罪的犯罪目的是，索回被他人所欠的债务。
（3）犯罪对象不同：“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罪的被绑架人自身没有过错，被害人及其亲人与犯罪人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而“以索债为目的”的非法拘禁罪的被害人绝大多数欠债不还，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债权债务关系。
虽然“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罪与“以索债为目的”的非法拘禁罪之间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区分之处，但由于刑法规定的原则性以及具体个案本身的复杂性，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认定这两种犯罪仍存在较大困难，因此有必要对此着重进行探讨。
二、从主观上认定的若干疑难问题：
《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为索取债务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以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由此可知，区分“以勒索为目的”的绑架罪与“以索债为目的”的非法拘禁罪的关键在于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犯罪人主观上是否具有索取债务的目的。如果犯罪人出于所在的目的，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那么就构成非法拘禁罪。如果犯罪人是出于勒索财物的目的，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则构成绑架罪。但实践中，债务形成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是否所有索取债务的行为均构成非法拘禁罪呢？对此实践中争议较大。
一是当债务明显是非法债务时，是否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索债的目的，即当行为人为索取不受法律保护的非法债务而实施扣押、拘禁他人的行为时，应如何定性的问题。2000年7月21日晚，被告人陈某（晋江市罗山镇）在罗山镇福埔村圆盘附近的台球摊与被害人程某打台球赌钱，程某输球后不付赌资，陈某即纠集他人持菜刀追上程某，并把程挟持到福埔开发区，后由被告人陈某使用IC卡电话向程某的家人索要赌资。在此类案件中，犯罪人主观上以索取债务为目的，客观上实施劫持、拘禁他人的行为，但其债务显属非法债务。对此理论上与实践上争议较大。有的观点认为：这种索取非法债务的行为应定为绑架罪。因为赌债、高利贷、嫖债等非法债务不受法律保护，故劫持他人索取非法债务的行为应以绑架罪处罚⑤。有的观点认为赌债、高利贷、嫖债等虽不受法律保护，但仍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劫持扣押人质索取非法债务”与“绑架人质强行索取根本不存在的债务关系”还是有区别的，故应以非法拘禁罪定罪量刑。这种认识上的不一致，导致司法机关对此类案件的认定也是不一致的，有的法院把这种行为认定为绑架罪，有的法院把这种认定为非法拘禁罪。为了统一执法，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7月13日公布的《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行为人为索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刑法第238条的规定定罪量刑。”最高人民法院如此规定的理由主要是：行为人之所以实施扣押、拘禁行为，主观上是要将非法债务索回，“事出有因”，并非出于勒索财物的目的。行为人的行为从特征上看，更符合非法拘禁罪的特征⑥。笔者赞成这种观点，这里不再重复论述。
二是当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确实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无论合法或非法），但犯罪人扣押拘禁他人后，索取超出债权数额的债务。这种行为应如何定性的问题。如，犯罪嫌疑人胡某、冯某多次向债务人张某讨要2万元债务未果，遂骗走张某的儿子张某某，对张某某实行拘禁。并于次日向张某打匿名电话，向其索要人民币13万元。本案的定性颇有争议：有的认为行为人所索要的13万元应分为两部分，其中，为了索要合法债务2万元而绑架他人的行为应定为非法拘禁罪，而索要的超过合法债务的11万元，实为勒索他人财物，应构成绑架罪，故应以两罪数罪并罚。也有的人认为此行为并非单纯为了索要债务，而是以索要债务为借口，以勒索在数额上远远超出债务的财物为真正目的。因此应构成绑架罪。笔者认为，本案犯罪嫌疑人胡某、冯某只实施了一个犯罪行为-------即只实施扣押绑架他人、勒索财物的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罪数理论，一个行为只能构成一罪，所以犯罪嫌疑人胡某、冯某不可能既构成非法拘禁罪，又构成绑架罪，同样也不能数罪并罚，只能以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论处，即以绑架罪定罪量刑，其中合法债务2万元应从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对于此类债务的认定，笔者认为应根据案情区别对待，如果行为人索要的财物超出债务的数额并不多，与原来的债务的银行存款利息及合理补偿接近的话，那么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可认定为非法拘禁罪。如果，双方在建立债务之初，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有提出类似超出数额的约定，可认定为非法拘禁罪。如果索要的数额明显超出债务，那么应认定为绑架罪。最高人民法院也倾向于认为“行为人为索取明显超出债务数额的财物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应认定为绑架罪⑦。
那么应如何认定“明显超出债务数额”呢？笔者认为首先要查清双方债务纠纷的起始时间，有无偿债期限，有无关于偿债数额上的合法约定，证据是否明确。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出索要数额与实际债务之间的差额。但是“明显”的尺度应如果把握呢？有的认为应以“倍数”为标准，即如果索要的财物数额是实际债务的3倍以上，就可以认定为明显超出。有的认为应以“盗窃罪数额较大”为标准，如果索要的财物比实际债务多2000元以上，那么应认定为绑架罪。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不尽合理之处。以倍数为标准来衡量“明显超出”，如果实际债务未查清时，就不好计算索要财物与实际债务之间的差额，并且当实际债务较大时，司法实践中也不好认定“明显超出”。若以“盗窃数额较大”为标准来衡量“明显超出”，那么难免会打击面过大。笔者认为应以“侵占遗忘物”侵占罪的数额较大为标准，即以超出1万元为标准。理由是，侵占罪的犯罪故意与“索要明显超出债务的行为”的犯罪故意基本相似。
在处理此类案件时，还有这样一种特殊情况，当犯罪人以绑架人质的手段，索取高利贷利息，并且这种利息明显高于本金时，对此行为应如何认定呢？笔者，这种行为应认为绑架罪。因为高利贷是一种违法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获取高额、非法的“利息”，而这种非法利息法律上是并不保护的，同时，高利贷从法律意义上看，并不属于高利息者的合法所得，而是被害人合法财产。因此，高利贷者以绑架人质追索所谓的利息，其非法索取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十分明确。

三是扣押、拘禁他人索取根本不存在或难以查清的债务时，应如何定性的问题。如丁某与王某有多年的生意往来，后双方在对帐时发生纠纷，但丁某认为王某欠其人民币3万多元而王某认为未欠，丁某经多次索债未果后，纠集他人将王某扣押，勒令其家人还款。案发后，双方的凭证又无法查出是否存在债务。对于此类案件，笔者认为应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如果有证据证明或凭常理推断是客观现象导致行为人认识错误，误以为存在债务关系，而不是借口债务关系勒索财物，应以非法拘禁罪认定，因为对这种行为如认定为绑架罪，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是为索债，有证据表明债务根本不存在，行为人主观认识错误的，也应认定为非法拘禁罪，因为行为人主观上并非为了勒索财物，如果行为人明知不存在或不可能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以索债为借口扣押拘禁他人，应定绑架罪。
三、犯罪的既遂与未遂问题
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罪与以索债为目的非法拘禁罪中犯罪行为都有两个阶段：扣押、拘禁债务人或其亲友为人质；再向被扣人质的亲友或债务人索债。有人认为此类案件中，行为人既然是以索债为目的，因此行为只有索债成功才能构成既遂，若行为人没有来得及索取到债务便被抓获，只能构成未遂。笔者不赞同这一观点。因为：非法拘禁罪是行为犯，行为人只要是出于索债的目的。实施了扣押、拘禁他人的行为，并扣押一定时间即可认定既遂，并不需要等索债成功。同时，绑架罪亦是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出于勒索财物的目的，实施了绑架行为，控制了人质即构成犯罪既遂。
四、关于共同犯罪的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案件是债权人亲自实施绑架，非法拘禁人质的行为，但大量案件是债权人雇人讨债，在社会上有许多所谓的“讨债公司”专门负责为人索取债务，然后以所收债务数额按照一定比例收取高额费用。甚至有的“黑社会组织”卷入其中牟取暴利。由于替人索债具有巨额利润，索债人往往不择手段，而债权人为了索取债务，对于受雇人采取何手段并不过问。那么，受雇人索债的行为无论构成非法拘禁罪，还是绑架罪，债权人与受雇人应构成共犯。此时，债权人主观上是故意，且一般是概括故意，无论受雇人采取何种手段，均在债权人的故意范围之内，双方构成绑架罪或非法拘禁罪的共犯。但是，如果债权人只要求受雇人索取其应得债务，而受雇人为了牟取暴利，而私自向债务人或其亲友索取明显超出债务的财物、中饱私囊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呢？笔者认为，应根据刑法理论，受雇人行为被称为共同犯罪中的过剩行为（指实行犯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行为⑧）。受雇人应对其犯罪行为负责，其行为构成绑架罪。而债权人对受雇人实行的过限行为不负刑事责任，只构成非法拘禁罪。同样，债权人雇佣他人为其索债时，明确提出必须用合法手段，而受雇人违背其意志使用非法手段，则债权人不构成共犯。

注释：
1、萧榕主编，《世界著名法典选编》（刑法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P417；
2、赵秉志主编，《新刑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P587；
3.4、同注释1
5、单长宗、梁华仁主编、刑法《新刑法研究与适用》、P575 、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5出版。
6.7、《公检法办案指南》P522-54，警官教育出版社。
8、陈兴良、《共同犯罪论》、P3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版。